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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筆記、各種我認爲有價值的嘟文彙編

歷史學家 Robert Paxton在《解剖法西斯主義》(p.41)中提到:

「与其说法西斯主义与一套一致的、充分阐述的哲学有关,不如说与一套塑造法西斯主义行动的 "动员激情 "有关。在其底层,是激情的民族主义;与之相联系的,是一种阴谋論和善惡二元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一场正义与邪恶阵营、纯洁与腐败之间的战斗,而在这场战斗中,自己的社区或民族一直是受害者。在这种达尔文式的叙事中,被选中的人已经被政党、社会阶层、不可同化的少数人、被宠坏的仁人志士以及缺乏必要的共同体意识的理性主义思想家所削弱。这些 "动员激情"——大多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总是作为知性命题公开论证——构成了奠定法西斯主义基础的情感熔岩。」

(待續)

translated by DeepL


- 一种压倒性的危机感,超出了任何传统解决方案的范围:

- 群体 居首,个人对群体的责任 高于每一项权利——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普遍的;以及个人对群体的服从。

- 相信自己的群体是受害者,而这种情绪可以合理化所有針對内部和外部敌人的行动,不受法律或道德的限制。

- 恐怕 所屬群体在个人主义式自由主义、阶级衝突和外部勢力的腐蚀下走向衰落:

- 需要更紧密地融合一个更纯粹的群体,可能的话就合意,必要时就暴力排他:

- 需要自然领袖(总是男性)的权威,最终由一个国家首领来实现,只有他能够体现群体的命运。

- 领袖的本能优于抽象的和普遍的理性:

- 崇尚暴力的美感和意志的效力,方其致力于群体的成功时。

- 天選之羣體 有权利支配他人,不受任何人类或神的法律的约束;斷定該羣體权利的唯一标准,取決於其在達爾文式鬥爭中展現 的力量 ...」

tl;dr
《法西斯廿四真言》

集體爲先、妄想受害、恐懼衰落、暴力融合、崇拜領袖、唯力是尚

「被宠坏的仁人志士」應該譯作「放縱的 食利者」

《解剖法西斯主義》(p212):

「無論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在斯大林的西伯利亞集中營或希特勒的毛特豪森採石場中死於斑疹傷寒、營養不良、精疲力竭或嚴酷審訊的感覺多麼相似,斯大林的政權與希特勒的政權在社會動力和目標上都有著深刻的區別。斯大林統治的是一個被布爾什維克革命徹底簡化的公民社會,因此他不必擔心繼承的社會和經濟權力的自主集中。希特勒(與斯大林完全不同)是在傳統精英的同意甚至協助下上台的,並在與他們緊張但有效的合作中進行治理。在納粹德國,黨與國家官僚機構、工業和農業經營者、教會和其他傳統精英爭奪權力。極權主義理論對納粹統治體系的這一基本特徵視而不見,因此傾向強化精英們在戰後的說法,即希特勒試圖摧毀他們(確實戰爭失敗的最後災難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希特勒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在其宣稱的最終目標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一個是提倡某優等種族的至高無上,另一個是普遍平等——儘管斯大林的惡劣和野蠻的變態行為傾向於使他的政權與希特勒的謀殺工具相一致。極權主義範式以中央權威為重點,忽視了法西斯主義中從下而上的謀殺狂熱。

把希特勒和斯大林作為極權主義者來對待,往往會成為某種比較式道德判斷的練習。斯大林的兩種大規模屠殺形式——魯莽的經濟實驗和對「敵人」偏執狂般的迫害——在道德上是否等同於希特勒試圖通過消滅醫學上和種族上的不潔者來淨化他的國家?

將斯大林的恐怖行為與希特勒的恐怖行為相提並論的最有力證據是1931年的飢荒,據稱這場飢荒針對的是烏克蘭人,因此構成了種族滅絕。這場飢荒,雖然確實是犯罪過失的結果,但對俄羅斯人的影響也​​同樣嚴重。斯大林極其任意地殺害所有他偏執地認為是 「階級敵人」(一個可以人爲改變的特質)的人,這種方式主要針對其同胞中的成年男性。相比之下,希特勒殺的是 「種族敵人」,這是一種不可補救的狀況,甚至連新生兒都會遭殃。他想清算整個民族,包括他們的墓碑和文化藝術品。本書承認這兩種恐怖都令人厭惡,但更強烈地譴責納粹的生物種族主義滅絕,因為它甚至不允許婦女和兒童得到救贖。」

個人感想:

嗯。。。「階級敵人」是可以人爲改變的特質(a condition one can change)嗎? :ablobblewobble:

那麼「家庭出身成分」這種分類法呢?

《解剖法西斯主義》(p217):

「儘管專制政權經常踐踏公民自由,並且能夠實施兇殘的暴行,但它們並沒有法西斯主義那種將私人領域化為烏有的衝動。它們接受保留定義不明但確實是私人空間的領域,予以傳統的 『中介機構』,如地方名流、經濟卡特爾和協會、軍官團、家庭和教會。這些機構——而非官方的單一政黨——是專制政權中社會控制的主要機構。專制主義者寧願任由民眾被動,而法西斯主義者則希望讓民眾參與進來,激發他們的熱情。專制主義者不願意像法西斯主義那樣輕易地干預經濟,也不願意開展社會福利項目。他們固守現狀,而非宣揚新的道路。」

《解剖法西斯主義》(p218):

「法西斯主義可以定義為一種政治行為,其特點是對社羣衰落、屈辱或受害者身份的沉溺,以及對團結、活力和純潔的補償式崇拜,在這種情況下,某個由堅定的民族主義激進分子組成的大衆政黨,與傳統精英進行不穩但有效的合作,放棄民主自由,以救贖性的暴力和沒有道德或法律約束的方式,追求內部淨化和外部擴張。」

書評:

lih.kg/rwcfRJX

scenario 1

當年香港左翼(定liberal?)批評本土派係法西斯
有冇道理呢
坦白而言,有好多位都中中地
例如 本土派嘅興起,確實源於 恐懼中國消融香港,令香港社羣衰落
早期(乃至而家)本土派一啲明顯針對中國人/新移民嘅論述(嗯,其實就係仇恨言論),背後訴諸嘅想像 就係「香港作爲一個民族/共同體,然後有啲內外敵人,我哋真香港人,要將佢哋排斥出去/最起碼抗拒佢哋入嚟」
又例如對(起碼名義上嘅)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嘅反感
更加唔使講 本土派基本上就係 香港類民族主義

但同時亦都有啲關鍵位係南轅北轍
最明顯嘅係,法西斯目標係要摧毀民主,但香港恰恰相反,係要追求民主。

呢度就係本書另一個我覺得好嘅位
就係佢喺傳統認定位法西斯嘅例子以外,分析咗一啲 被稱爲法西斯但有爭議 嘅例子
有兩個例子我覺得有用

一個係 阿根廷嘅環貝隆(Juan Peron):
「巴爾加斯(Getúlio Vargas)和貝隆都是從寡頭政治中奪取權力,而不是從失敗的民主國家中奪取權力,而且後來都擴大了政治參與。他們統治的只是部分成型的國家,他們試圖將這些不同的人口和派系的地方老闆整合成統一的民族國家,而經典的法西斯獨裁者統治的是已經建立的民族國家,他們對自己的統一性、能量和地位的威脅感到不安。
。。。
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權最好被視爲帶有法西斯色彩的民族-民粹主義發展型獨裁政權,也許可以與墨索里尼相提並論,但幾乎不可能與希特勒相比(儘管它們戰時對軸心國表示同情)。」(197頁)

另一個係 美國非裔民族主義者:
「...一些非裔美國人民族主義者聲稱 『非洲中心主義的救贖力量』,通過 『將他們自己【歐洲人】的意志納入我們人民的集體意志』,能對抗 『歐洲的頹廢』,而這聲稱帶有『令人遺憾的法西斯色彩』。原紐約市立大學的Leonard Jeffries教授將民族劃分為『太陽民族』(非洲人)和『冰民族』(歐洲人),以及他認為『冰民族』在歷史上試圖滅絕『太陽民族』的陰謀論,更加明顯地表達了這一觀點。如果在這種二元對立式受害意識上,再加以讚頌對付外部敵人和內部懶人的補救式暴力,就會接近法西斯主義了。但是,在歷史上被排斥的少數群體中,這樣的運動幾乎沒有機會行使真正的權力,因此,歸根結底,任何與真正的法西斯主義的比較都顯得牽強。一個被征服的少數群體可能會使用類似於早期法西斯主義的言辭,但它很難開始自己的內部獨裁和淨化以及領土擴張的計劃。」(202-3頁)

所以香港究竟係 被宰制嘅(相對於中國人嘅)少數羣體,只喺咁啱用咗啲帶法西斯色彩嘅言論?
定係確實係(相對於新移民)嘅多數羣體?
or maybe both?

香港人對於社羣衰落同外部敵人壓迫嘅想像,係有真憑實據㗎啵
噉係咪可以同 德國/意大利呢啲強國嘅 衰落妄想 相提並論呢?
定係其實所有對社羣衰落嘅恐懼,唔理脈絡都有法西斯嘅危險呢?

香港對於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嘅恐懼
有冷戰時期殖民地嘅因素,亦都有跨世代被迫害嘅生命經驗(土改、饑荒、文革、97後打壓)作爲理由
加上中國改革開放後 基本上都唔共產得去邊
喺呢種情況下嘅「恐共」
同法西斯主義嗰種對即將來臨嘅共產革命嘅恐懼
又係咪可以相提並論呢

又例如 香港民主/民族自決運動 裏面嘅 民族-民粹色彩,又係咪可以因爲我地嘅正當目標(追求政治自主)而緩頰呢?

定喺係其實呢個分析框架根本唔適合香港呢

喺中國兵臨城下仲探討呢啲問題,係幾膠㗎喇
但係有興趣諗嘅朋友,不妨諗下,我都無乜結論

scenario 2

中國而家算唔算Paxton講嘅法西斯主義政權呢?
講真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呢8隻大字噠出嚟
真係好法西斯
加上對民主制度嘅敵意、小粉紅嘅狂熱民族主義、對習近平嘅個人崇拜、各種歷史屈辱感
幾乎中晒

我認爲 中國情況有啲似Paxton講嘅日本軍國主義政府

作者提到
日本軍國主義政府 算唔算 法西斯 係有爭議
因爲 嗰種民族主義狂熱同獨裁,係由上而下嘅;由下而上嘅法西斯組織好快被鎮壓,並未參與後來嘅軍事獨裁。

中國對於民間自發組織,亦相當警惕
就算民族主義粉紅有一定程度嘅自發性,甚至可以對官方施壓造成改變(例如之前有單嘢講中國嘅外國人入籍政策之類,因爲民間民族主義反彈而撤回)
但大部分依然係畀共產黨嚴格控制,需要時就煽動,唔要時就收皮

缺乏法西斯主義入面 嗰種 黨領袖——黨員 之間嘅 角力
(可能中共比較接近納粹模式,所以黨領袖比較強勢?真。Chinazi

又或者我太生硬噉套用 框架了 whatever

——全文完——

1966年8月4日,鄧小平的發言:「無產階級專政的特點是很集中,弄不好, 走向反面,就要變成法西斯專政。」

--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1966-68)「砸爛舊世界」p192

//作爲總結,我們應否把1930年代稱為日本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時代?我認爲應該,儘管其他歷史學家不同意。但在思考這些時代的歷史時,我們不應該被定義上的糾纏所困擾。1930年代的日本政治秩序該標籤爲 「法西斯」還是 「軍國主義」,並不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日本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動力和結果與歐洲法西斯國家的經驗有很多相似之處。

我們可以從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經驗中找出第二代現代化國家的共同反應。歐洲的法西斯模式啟發了在1930年代統治日本的人。這三個國家的統治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把被美化的國體(無論是 「德意志民族」還是大和民族)的能量轉化爲追求軍事霸權,封閉的經濟帝國,以及反民主、等級森嚴的國內政治、文化和經濟。日本和意大利的統治者,甚至——在較小的程度上——希特勒,也同樣地最終無法將所有現有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多元基礎溶入極權主義體系。

當然,這些國家之間也存在著重要的差異。在日本,法西斯政黨從未上台。也沒有出現過在魅力或壽命上能與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相媲美的的人物。但產生這些政權的過程有很多共同點。他們都經歷了經濟危機,左派與右派的急劇分化,工業工作場所和農村社會的激烈衝突,以及右翼恐怖謀殺。在每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們都同樣認爲整個國家的文化萎靡不振。他們擔心既定的性別角色正在瓦解。在每個案例中,精英和大眾輿論都認為,英美的力量阻礙了本國在國際舞臺上對帝國夢的正當追求。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面臨的問題最終不是同質性或封建主義社會和信仰的問題。它們是應對現代多樣性和張力的問題。//

Andrew Gordon -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_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2003).p202-3

//除了政治改革,駐日盟軍總司令還在憲法中加入條文,強調婦女的社會和法律平等。這些條文要歸功於一位傑出的年輕女性——貝雅特·西洛塔(Beate Sirota)。20世紀30年代,當時還是孩子的她在日本生活,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 1945年,她剛大學畢業,回到日本,在駐日盟軍總司令辦公室擔任研究員。 1946年冬天,Sirota突然發現自己被任命為駐日盟軍總司令委員會成員,負責起草日本新憲法。她把握機會撰寫條文,確保在婚姻和所有與繼承和家庭有關的法律事務中「兩性基本平等 」。

在當時既有的觀念和權力平衡,激進的變革並不容易。儘管某些日本女權主義者支持從根本改變性別角色和權力關係,但上述憲法改革未能顛覆男性在家庭和整個社會中的主導地位。儘管如此,Sirota的憲法條文仍然保留在法典中,並提供了新的脈絡,讓兩性就改變性別關係的好處辯論數十載。//

Andrew Gordon -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_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2003).p236

// 在其他領域,盟軍佔領期間的改革就未能獲得日本國內支持。美國人來到日本後,確信擴張主義和戰爭的主要責任落在財閥信託身上。最初的駐日盟軍總司令政策要求財閥擁有者出售資產,並組成信託的公司拆散為獨立、較小的公司。但是,負責戰後經濟事務的官僚,正正從大蕭條到戰時動員期間與財閥建立了密切聯繫。他們認為國家官僚和大企業之間的合作是經濟復甦的最佳戰略,美國解散財閥的政策是完全幼稚的。對此戰後的政治領導層也表示同意。同一時間,雖然左派政黨反對資本主義壟斷,但他們本身並不反對大規模的經濟組織。他們更希望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將工業國有化,為工人和人民服務。對於徹底的自由市場和經濟分權,知識界和民眾都沒有支持。

因此,解散財閥的計劃進展緩慢。當美國的重心從改革轉向復甦時,對財閥的壓力就減少了。最後,私有控股公司的權力被摧毀了,但財閥企業圍繞着原先被解散的聯合體的銀行,重新組合起來。他們也願意與國家官僚合作。這就形成了以銀行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和官僚指導經濟的模式,持續幾十年。//

p236

// 抵达奥斯威辛的犹太人得到了许多承诺。莉莉-科佩奇(Lilli Kopecky)和弗尔巴(Vrba)一样,在那个夏天被从斯洛伐克驱逐,她回忆说:「一个荷兰犹太人愤怒地问:『我的妻子在哪里,我的孩子在哪里?』

军营里的犹太人对他说:『看看烟囱。他们在那里。在那上面。』

但这个荷兰犹太人诅咒他们:『周围有那么多的营地,』他说。『他们向我保证,我们会被关在一起。』」

莉莉-科佩奇反思道:「这是整个罪行的最大优势——它的不可信性。」

人們根本不相信解释和警告。

莉莉-科佩茨基自己回忆说:「当我们来到奥斯威辛时,我们闻到了甜美的气味。他们对我们说:『那里的人被毒死了,在那边三公里处。』我们不相信。」//

出處:Martin Gilbert - The Holocaust

DeepL翻譯

以下引文當初看到的時候真的wwww

// [哲學家]內格爾(Thomas Nagel)筆下的 伴侶 基本上不打真砲//

出處:
Airaksinen, T. (2019). "Chapter 11 Tricky Sexual Differences: What Is Perversion?". In Vagaries of Desire.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 Rodopi.
doi: doi.org/10.1163/9789004410305_
page 210

「SP(註:內格爾所撰寫的“Sexual Perversion”(性變態)一文)不配拥有这样的声誉。也许以下事实可以解释它的长期成功。SP是由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写的,SP涉及的是英语哲学中一个罕见的话题,这个话题非常有趣,在情感上具有挑战性,论证是保守的,因此干扰最小,风格非常抽象,没有出现讨厌的性形象,理想的性的概念是两性都喜欢的,理想的性是针对中产阶级、健康、年轻、善良的人,他们访问合适的社交场所,经常在网上的约会网站寻找性和伴侣,最重要的是,没有说太多关于性变态的内容。我们没有发现关于性变态的描述式叙述,甚至没有它们的名字。SP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性变态只是一个名字以及哲学家小小的溫驯的游戏,可以在饭桌上讨论。你可能不想吃那些奇怪的菜,但對於那些想吃的人 你知道他们受到了创伤。这是一个令人安慰的想法。他们是受损的人。最后对读者的安慰是,没有人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变态行为。你,一个诚实、善良、正常、中产阶级的人,是安全的。变态永远是他人的问题。你可能在床上想要奇怪的东西,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你没有受到创伤,你知道这一点。

最后,这就是SP的主要吸引力:它推舉 性事 爲一种道德事务,与 承认 和爱 密切相关,而好人比坏人更喜欢 承认 和爱。纳格尔宣扬的道德主义模式也适合宗教教育家和那些想让自己看起来冷静、沉着、凝重和开明的责任编辑。」

「为什么共产主义在法国具有这种非凡的魅力,部分原因在于,与早期的激进思想模式一样,與脈絡相關。虽然共产主义的构想更早,但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而且它在1930年代至1960年代期间在法国的顶点恰好是共和国现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官方』政权深陷殖民地冲突,被地方性的不稳定所削弱,并因其根深蒂固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受到损害。

因此,一种另類的新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無可否认是振奋人心的,它承诺「希望在明天」(des lendemains qui chantent)。在这个意义上,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所造成的进步派空虛,便被共产主义的千禧年主义特性所填补,更何况共产主义有效地利用了早期激进共和主义思想的分支。

启蒙运动对受过教育的公民和共同的世俗道德之追求;
法國大革命对人民主权的卢梭主义式辩护和对人之再生的渴望;
傅立叶对消除贫困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渴望;
圣西门派对「苟日新」和釋放工业生产力的崇拜;
卡贝的良性独裁,及其對艺术和文化生活的功利主义理解;
普世共和国的反军国主义、和平以及国际和谐的理想
——这些古老的激进理想都在法国共产主义学说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出處:
Radical Republicanism_ Recovering the Tradition's Popular Herit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p233-4

馬克思反對行政主導,支持司法獨立
中共:。。。

// 马克思对 [巴黎] 公社这一宪法特征的赞扬与他长期以来对行政机关的怀疑是一致的。马克思分析1848年法国宪法時,严厉批评宪法以立法機關爲代價,通过总统職位,赋予行政機關 過多權力。他认为,宪法只是用 『选舉君主制』取代了 『世袭君主制』。
。。。
马克思对「三权分立」的批评,是针对它在牺牲立法机关的情况下赋予行政机关的权力,而不是针对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他赞同公社 「剥夺了[司法机关]的那种耻辱的独立性」,是指法官不再由政府直接任命,而是由人民选举产生。

見 马克思,《法国内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39页;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2卷,第332页。

亨特指出:「他[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呼吁将司法与行政或立法权力合并」,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第2卷,第138页。//

出處:Radical Republicanism_ Recovering the Tradition's Popular Herit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p182,4

深有感觸(臺灣、圖博、東突厥人大概亦然
身份認同經常被挑戰無視的感覺
恐怕不是第一世界主流羣體能理解的吧 :ablobblewobble:

//在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一起在一个酒吧里,我相当轻描淡写地说:『你知道,就身份認同而言,我觉得我更像你们所有人,而不像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看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你们都是同类人,與我共享核心价值观和意义感。』

小组中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回答说:『身份认同並不僅此而已。它不是对「我是誰」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对「别人说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我们要过桥到塞尔维亚区,有一个警察看到你被抢劫,他会来救你。如果他看到我被打劫,他就会转身离开。』

后来她又说:『在拥有自由民主制度的富裕国家,人们能够提出「我是谁」的问题,而不是被身份認同强加身上,这是一种巨大的特权。年轻人「寻找自己的身份」的想法在这里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出處:
Erik Olin Wright - 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结构,在这种结构中,通过行使社会权力,为不同目的分配和使用资源。在社会主义中,控制投资过程和生产的機構 容許普通人集体决定要做什么。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等同于经济民主。//

// 伊莎贝尔-费雷拉斯(Isabelle Ferreras)在她的《作为政治实体的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年)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所有超过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公司将由两院董事会管理,一个由股东以传统方式选出,另一个由工人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她认为,公司是与国家相当类似的政治实体。毕竟,全球最大的公司的年收入要比大多数国家大得多。在国家代议制民主的发展过程中,经常有这样一个时期:两院制的一个议院代表财产所有者(如英国的上议院),另一个议院代表人民(下议院)。以一种平行的方式,两院制的董事会可以选择现代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所有重要的公司政策决定都必须由两院投票通过。//

「此即如其精神之步履,行至懸崖,而下臨百仞深淵之際,驀然一躍,以搭上另一人行之大道,而直下通至後死者之精神之中。」
:dogsad:

// …一切殺身成仁,舍生成義的志士仁人之寄望於來者:此通通是人之精神活動,確為一超個人之目的理想而存在,並對其他個人之精神,致其期望顧念祈盼之誠,而表現於死生之際者。

此處人明知其將死,已走到其現實生命之存在的邊緣,於是其平生之志願,遂全幅凸出冒起,以表現為一超出其個人之生的,對他人之期望、顧念、祈盼之誠,直溢出於其個人之現實生命之上之外,以寄託於後死者。此即如其精神之步履,行至懸崖,而下臨百仞深淵之際,驀然一躍,以搭上另一人行之大道,而直下通至後死者之精神之中。

而當後死者之感到其期望顧念祈盼之誠中此精神之存在時,則雖鐵石心腸,皆不能無感動。由此感動,後死者乃真實接觸了、了解了死者之精神與死者之深情厚意。而此感動,則代表後死者本身對於先死者之一深情厚意。

於此,死者之精神,是如由其自身超越,以一躍而存在於他人之精神中;而後死者之受其感動,則是後死者自身之精神,自超越其平日之所為所思,而直下以死者之精神為其精神。前者是死者之精神,走向生者而來,後者是生者之精神,走向死者而往。死者知其將死,即知其精神之將由明以入於幽,對人為不存在。而其對生者所致之期望顧念祈盼之誠,則使其立即離於幽而入於明,而不安於其將對人之不存在之表現。
至生者之受其感動,則為生者之出於明而入於幽,以感受死者之精神,以實現死者之精神,未嘗不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存於明。//

(分段我自己加)

出處:
唐君毅。〈死生之說與幽明之際〉,載於《人生體驗之續篇》。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3校訂版: 頁104—105。

// 1937年2月,希特勒命令汉夫丹格(Hanfstaengl)[希特勒的老朋友]前往西班牙,与前线后方的德国战地记者联络。在空中,飞行员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告诉汉夫丹格,他实际上是被派往敌后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汉夫丹格不怎麼勇敢,惊慌失措。最终,飞行员把他放在了莱比锡附近的一条简易跑道上,声称发动机出了问题。戈培尔的摄影师拍下了整件事。戈培尔后来在他的日记中指出,这些镜头足以让他笑死。汉夫丹格没有看到这个笑话。他确信自己是一次暗杀行动的对象,于是逃到瑞士,再也没有回来。//

出處:
Evans, Richard J.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Creating Greater Germany"

// 因为无论一个人生前拥有多大的权力,他最终仍必须屈服于那些呈現其生命的人的权力。畢竟赫鲁晓夫生前曾稱呼 恩斯特-奈兹韦斯特尼(Ernst Neizvestny)的艺术爲「狗屎」,最終爲赫鲁晓夫設計墓碑的卻也是奈兹韦斯特尼。//

出處
John Lewis Gaddis -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_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 138

// 我所说的连根拔起,是指当有人试图通过改写历史来将他或她在当下不喜欢的东西边缘化甚至消除。
...
這當然可以體現为歧视,无论是基于性别、种族、民族、性、残疾,还是僅僅是外表,这些都需要构建「某些人比其他人优越」的历史感。
...
在每一种情况下[歧视是其中之一],历史都被用于某种压迫行为:过去被重构-——也就是说,它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变得清晰可辨-——目的是在未来限制其他人的自由。历史学家经常参与这一过程,但这并不局限于他们。
...
这个过程的可怕之处是當它针对受害者時:边缘化的借口导致歧视,然后理所當然导致下一步,也就是专制主义。我甚至可以把这个词定义为:当被重構的过去,在现在某些领导人心中,产生了未来需要被重構的人 的信念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出處:
John Lewis Gaddis -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 142-3

這一章大部分篇幅都在描述虐待兒童的觀念誕生前後發生甚麼事,主旨有三。第一,虐待兒童是 1960s 才出現的觀念,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第二,若考慮到社會氣氛和政府法令,有理由相信虐待兒童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分類,而是會隨社會環境而變的分類;第三,新分類同時也帶領我們進入新世界,虐待兒童便是最好的例子。

在我看來, Hacking 所說的「創造世界」不時在兩個意思間游移不定:

改變世界的結構
改變我們認識世界的基本框架
...
Hacking 宣示立場時都貌似在講第一個意思,但每每開始解釋就變成第二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無關世界有甚麼東西,而關於是我們怎樣認識世界。根據第二個意思,「虐待兒童」不單是一個新觀念,而且它的出現甚至改變我們認識世界的根本框架──或曰,改變我們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 scheme)(p. 155)。

thiseven.blogspot.com/2021/05/

試設想一個女孩童年時被親戚壓在身上,用生殖器官磨擦她的身體。她把一切看在眼裡記在心裡,但到長大知道甚麼是「性侵犯」後才恍然大悟:我當時正被性侵!她的恍然大悟不是由於她開始懂得關注性別議題,也不是由於她發現一些以前沒有發現的細節(例如對方的表情),而是由於她多了一個概念來理解以前發生過的事情、由於她用這個新概念來重新詮釋(re-interpret)以前的發生的事情、由於舊有的經驗在那個新概念底下會有全新的評價。

過去發生的事沒有改變,改變的是當事人看過去事件的框架。因為當事人有了這個新概念,她看待事情的觀點也截然不同,在這個意思下「她進入一個新的世界」,一個由新分類所創造的新世界。「虐待兒童」便是能夠令我們重新理解、詮釋、評價行為的觀念。這個分類的出現令社會大眾的概念框架改變,在這個意思下,我們都進入了新的世界。//

// 選擇了一套研究方案,除了會令某些看法變成不可能,也會令某些看法變成必然。

早期研究智力測驗,大多採用法國心理學家 Alfred Binet 的假定,測試出來的智力分布會呈程鐘形曲線。美國心理學家 Lewis Terman 沿用這個假定,與他的女助手設置智力測驗題目( Hacking 提到其實主要是由他的女助手制定題目和處理問題),結果女性的測驗結果比男性更出色。這有什麼特別?特別之處在於,他們堅信女人不會比男人聰明,因此肯定題目有問題,所以選擇調整題目,務求調整到女人不會比男人高分。換言之,當時的知識形式已經使得「女人不會比男人聰明」一定成立。
...
導彈和武器的關係相當明顯,但智力測驗呢? 1917 年美國徵兵,用的是 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Test ,僅此而已。//

thiseven.blogspot.com/2021/05/

// 換句說話,他在第三章主張科學無可避免會發展到現時科學的理論,前提是科學家問了某些問題。例如,如果科學家問「甚麼東西令腦下垂體分泌甲促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他們很可能會找到 TRH 。可是,科學家會問甚麼問題卻是偶然的。這章所說的五類研究── Terman 的智力測驗、導彈精準度、TRH、氣泡室、激光──都是知識形式(框架),會框限哪些問題值得問、哪些問題不值得問。例如在 Terman 的智力框架下不會再問女人是否智力不如男人,或者是在氣泡室的框架下不會再問有沒有帶電粒子存在。

知識形式左右科學家問的問題,科學家問的問題左右科學的答案(內容),可是知識形式本身卻幾乎由偶然因素決定,例如由實驗室的財力、由國防部的興趣、由制定智力測驗時的社會氣氛決定。//

将霍布斯假说视为一个迷思,暗示它如何能够为帕特曼、波格和其他人的著作所揭示的情况提供心理反应。如果我们告诉自己,人们实际上是在契约之內,那么从心理上来说,可能更容易有效地把他们排除在契约之外。这个迷思帮助我们忽略了受苦的人,而我们享受着社会安排为我们提供的好处,他们卻無法享有。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受益是不幸的,甚至是不公平的,但我们安慰自己,因为我们已经说服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受益。我们通过相信这样一个迷思来安慰自己,即产生我们优势的机构也把他们从如此可怕的自然状态中拯救出来,即使他们微薄的存在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此,这个迷思有助于维持这些机构。

Karl Widerquist, Grant S. McCall - Prehistoric Myths in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p111

// 队羣社会(band society)对个人自主权的尊重与任何承诺的概念不相容,除了最短暂的政治义务以外。他们不是通过强调承诺和义务来维持和平,而是通过尊重彼此的政治义务自由来维持和平。// (p.169)

// 所有或大多数被观察到的队羣社会都培养了非暴力、谦逊、平等、自由和自治的精神。根据Boehm (2001: 74),「【在這種社會中】主要的政治偏差行为,是试图以一种轻视的方式——或者更糟糕的是,试图对自己的同伴直接发号施令——使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 关于觅食者如何以及为什么保持这种个人主义的规范,存在着广泛的争论(Gardner 1991),但似乎当一个人不能阻止人们走开的时候,就必须建立一个尊重人們个性、贬低潛在支配者的社区。

任何违反隊羣精神的人都会受到批评、嘲笑和不服从,希望在问题在淪落至 有人離隊或使用暴力的田地之前就能得到解决(Boehm 2001: 84, 112-22)。尽管队羣没有单一权威人物来仲裁争端,但团体中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他们的意见。// (p.168)

// [Sahlins] 发现,狩猎采集者相信大自然是丰盛的,而且在正常情况下会与他们分享其成果,即使他们知道偶尔會面臨困难。这种信心是深刻的,反映觅食者普遍认为地球是一个 「樂於施予的环境」,似乎总是可以确保護食物充足,就算不足以使人最爲健康,亦至少足夠生存(Turnbull 1968: 136; Bird-David 1992; Lee and Daly 1999: 4)。今天,在世界各地的贫民窟中,每周工作70小时或在别人的垃圾中觅食的人,很少认为自己的环境是樂於施予的。穷人、流浪者或一些在最富有的國家里工作不稳定的人也不这么认为——尽管有產者和政府不斷宣傳鼓吹他们如此看待市场。//

191頁

剛才發現了這個網站,對於從事學術研究的象友可能有用 :blobcozy:

connectedpapers.com/

Connected Papers是一个可视化工具,帮助研究人员和应用科学家寻找和探索与他们工作领域相关的论文。

每次搜尋某论文,網站會分析约50,000篇论文的顺序,并选择几十篇与輸入之论文有最强联系的论文,创建每个图表

在图表中,论文是根据其相似性排列的。这代表即使是那些没有直接引用对方的论文也可以有很强的联系,而且位置非常接近。

**本工具並不僅是將引用的論文以树狀圖表達而已。

相似度指标是基于共同引用和书目契合。根据这个衡量标准,两篇引用和参考文献高度重叠的论文被推定为处理相关主题的机会较高。

然后算法建立了一个力导向图,视觉分佈上将相似的论文聚集在一起、并将不太相似的论文推开。在选择节点时,我们会注重从每个节点到輸入之论文 在相似性空间的最短路径。

本網数据库与Semantic Scholar Paper Corpus(经ODC-BY授权)相连接。

James Scott當年談「底層政治」,可以對比今天的「躺平」

// 我所说的底層政治(infrapolitcis),是指诸如拖后腿、偷猎、偷窃、欺骗、破坏、开小差、旷工、佔屋和逃跑等行为。为什么要冒着被枪毙的风险去发动一场失败的兵变,反正开小差也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要冒着公开侵占土地的风险,反正佔屋已可以确保实際的土地权利?为什么要公开请願获得木材、鱼类和野味的权利,反正偷猎已經可以悄悄达到同样目的?很多時候,对征兵、不義战争以及土地和自然環境权利的羣體意见很堅實,但不能安全地公開表達,卻使上述那些實際上是自利的行爲如同雨後春筍般蓬勃。数以千计甚至数以百万计的这种小行为的积累,却能对战争、土地权利、税收和财产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政治学家和大多数历史学家搜羅政治活动,完全忽略了这些「漏網之魚」——历史上大多数低下阶層没有餘裕公开搞政治组织。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微观的、合作的、共谋的、大规模的方式从下而上推動政治变革。正如Milovan Djilas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
『数以百万计漠不關心的人缓慢、缺乏生產力地工作,加上所有不被认为是 「社会主义」的工作都被阻止,所造成不可估量的、无形的、巨大的浪费,任何共产主义政权都无法避免。』//

James C. Scott - 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Six Easy Pieces on Autonomy, Dignity, and Meaningful Work and Play page xx-xxii

無政府主義者已預視一切 🏴

// 在無政府狀態之前實現共產主義,也就是在爭取到全面政治和經濟自由之前實現共產主義,將意味著(正如它在俄國所意味著)鞏固一個最令人憎恨的暴政,令人們恨得渴望資產階級政權,並在之後(就像俄國將會發生那樣)回到資本主義制度,原因是[在這個暴政下]無法組織起 捱得過的社會生活,以及基於自由精神的反動。這自由精神,並不是共產黨人愚蠢地指控我說的「拉丁精神」的特權,而是追求行動的人類精神 無論在俄國抑或意大利都必然如此。

不論我們多麼厭惡以「人民」之名卻為了某階級的利益而壓迫人民的民主謊言,我們更厭惡(如果可能做到的話)獨裁統治以「無產階級」的名義,把工人的全部力量和生命放在那羣所謂共產黨的生物手中。他們將永續自己的權力,並最終為自己的利益重建資本主義制度。//

——埃里科·馬拉泰斯塔《無政府主義、 威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載於Donald Rooum “What Is Anarchism? An Introduction”

最新解密的1966年蘭德智庫報告顯示,當年 金門炮戰 美國已經準備好動用核武,不過後來中國偃旗息鼓 也就算了。

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

// 根据国家安全档案馆今天首次公布的一份1966年兰德公司的绝密总结报告,在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相当接近使用战术核武器」。 报告指出:「尽管大多数盟国和许多美国人反对其政策,」华盛顿还是考虑对预期的中国侵略作出这一极端反应。

此外,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向他的指挥官坚持认为应首先使用常规武器,但研究发现,总统对其他官员的书面和口头评论 「几乎無疑......他准备使用核武器。」//

報告作者近日接受採訪,表示:

// 正如我所引用的文件所表明,[當時美國] 政府将核武器标为 「常规 」武器,而我们所知道的 「常规 」武器則被称为 「过时的铁弹」。美国军队,包括那些在台湾海峡作战的军队,装备和训练都只是为打一场核战争,并配备好核武器。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断提醒总统,如果不使用核武器,他们只能作戰几个小时。

參謀長联席会议告诉总统,如果中国入侵金门,美国需要立即干预,否则这个离大陆非常近的岛屿将会沦陷。艾森豪威尔授权军方抵抗入侵,但未经他允许不得使用核武器。他们再次提醒他,一旦他们开始战斗,他们将很快用完 「过时的铁弹」,需要使用核武器。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减少轰炸岛屿而不入侵,才避免了一场核战争。我们仍然不能确定毛泽东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

【全文轉載】邊緣化的六四論述:八九春夏,其實發生的是「兩場運動」

g0v.social/web/statuses/106351

// 身為一個牧羊牧了二十多年的人,當羊被用作羊群行為和缺乏個性的代名詞時,我在個人層面總是感到冒犯。在過去的八千年裡,我們一直在選擇羊群的溫馴性——先屠宰掉那些衝出畜欄、好鬥的羊。那麼,我們怎能轉過頭來污衊那個物種把正常群體行為和我們所刻意選擇的那些特徵組合起來?//

James C. Scott - Against the Grain_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p80

//有種簡單方法,可以斷定一名九千年前死去的婦女是否生活在種植穀物的定居社區,而非覓食者群體。那就是檢查她的背部、腳趾和膝蓋的骨骼。種穀村落的婦女有着零零舍舍彎曲的腳趾和畸形的膝蓋,這是因為她們長時間跪在地上來回搖晃磨製穀物。新的維生方法——今時今日稱為勞損——就通過諸如上述微小的方式,爲着新的目的塑造我們的身體,就像後來馴化的工作動物——牛、馬和驢一樣,牠們的日常勞役也在其骨骼留下痕跡。// p83

//儘管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農業]革命對大型社會貢獻良多,我仍傾向視之爲技術流失。亞當-斯密斯 通過勞動分工提升生產力的標誌例子是針廠。製針的每個細小步驟都被分拆成一個個任務,由不同工人完成。托克維爾閱讀《國富論》時表示理解,但問道:「花了二十年時間給大頭針裝頭的人,還能指望什麼呢?」

對於獲譽為使文明變得可能的突破,如果上述看法過於黯淡,那麼我們至少可以說它代表了我們人類對自然世界的關注和實用知識的收縮、飲食的收縮、空間的收縮、也許還有儀式生活寬廣度的收縮。// p92

// 在「務農婦女」——婦女由於月經失血,所受影響最爲嚴重——中發現 大部分營養不良的情況,似乎都是由於鐵質匱乏。在農業[革命]之前婦女的飲食中含有大量的歐米伽-6和歐米伽-3脂肪酸,這些脂肪酸來自於野味、魚類和某些植物油。其重要之處在於協助吸收鐵質,以形成紅血球攜帶氧氣。相比之下,穀類飲食不僅缺乏必要的脂肪酸,實際上更會抑制鐵質吸收。因此,新石器時代晚期第一次越來越密集的穀物飲食習慣(小麥、大麥、小米)的結果是引致缺鐵性貧血,並在骸骨上留下明確無誤的鑑證學痕跡。//
p108

//非定居人群通常有意限制自身繁殖。經常移動營地的後勤工作使得同時攜帶兩個嬰兒成為一種負擔,甚或不可能。因此,狩獵—採集者的生育間隔為4年左右,這種間隔是通過延遲斷奶、墮胎藥、疏忽照顧或殺嬰來實現。此外,劇烈運動與低脂肪高蛋白的飲食兩者合起來令青春期來得更晚,排卵不那麼有規律,更年期也更早到來。相比之下,定居的農業人口中,原先更短的生育間隔爲流動的覓食者所帶來的負擔,相對而言大爲減少,而且正如下文所述,孩子可成爲務農勞動力,價值也更大。由於定居,[女性]月經初潮來得更早;由於穀物飲食,嬰兒可以更早地斷奶,轉爲吃軟食;由於高碳水化合物飲食,[女性]排卵更多,婦女的生殖期延長。

鑑於農業社會相當脆弱,且受疾病拖累,農民相對於狩獵—採集者的人口「優勢」可能相當小。但記住在橫跨五千年後,[這微小的優勢]就像複利率的「奇蹟」一樣,最終引致巨大差異。//

p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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