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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義士
曾經被視爲大中華膠、保守溫和嘅說辭,喺國安法下嘅香港公共空間也幾成絕響 :ablobsadp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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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幸彤:
//支聯會煽顛案初級偵訊 鄒幸彤證詞

(**據幸彤的準備文稿與庭上口述綜合整理**)

我和支聯會的接觸,應該可以追溯到 90 年代初,我作為一個小學生,跟著母親參與燭光集會的時候。

我不像另外兩位被告,是在支聯會的成立之初就參與其中,影響著機構的發展。相反,我是在支聯會的影響下長大的一代人。所以我的口供,一方面是關於我個人的參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支聯會對這個城市裏的人帶來了什麼影響。

支聯會的六四燭光集會,是我參與公共事務最早的記憶。雖然當時的參與實在是微不足道,只是幾萬點燭光的其中一個。小時候未必很能夠理解甚至留意到什麼「五大綱領」,但基本的事實是明白的,知道好多哥哥姐姐為了國家能更好,站了出來,卻被當權者屠殺,殺人者還要誣陷他們為暴徒,抹去他們的存在。而場內的氣氛,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我第一次體驗到那麼多人共同的悲傷,共同的憤怒,我大受觸動,並且想去明白,到底是什麼,能讓那麼多人的人連成一體。

在維園,我亦見到了香港人最美好的一面,燭光晚會的參與者,是最友善,最樂於助人的一群人。每個人都對身邊的人懷抱善意,不會斤斤計較,還會自動自覺為集體付出,不論是清理燭淚也好,傳遞場刊也好。可能是因為燭光晚會本身就是一個沒有私利可言的場合吧,會來的人都是因為愛——不論是對國家的愛、生命的愛、還是真理的愛。

可以說支聯會的燭光晚會,是對年幼的我最深刻的一堂公民教育課。它令我切身感受到,什麼叫公義,什麼叫人心,什麼叫公共參與。它亦給了我學習的榜樣,不論是廣場上願意為民主付出一切的學生,在白色恐怖下努力尋找真相的天安門母親,還是維園裏每一個對他人的苦難感同身受,並願意為之行動的人。他們都示範了給我看,如何做一個大寫的人。

政府整天將支聯會歸類為反中份子,但就我個人的經歷,支聯會多年來堅持談六四,談民運人士的遭遇,其實是培養了一群關心中國事務的人,對這個地方有愛的人,而不是煽動了什麼仇恨或所謂「反中」。但這份愛是基於普世的價值,基於對真實的人的愛,而不是愛一個虛無的國家概念,更不是愛一個滿手鮮血的政權。政府口講「反中」,實際上是在說「反黨」,是在偷換概念,混淆黨即是國。

到了 2003 年,我去了英國升讀大學,有幾年沒辦法參與維園的燭光晚會。我想,人去不了維園,燭光卻可以帶來身邊,於是我開始在英國組織悼念六四的活動,期間得到了支聯會不少的幫助。而在組織這類活動的過程中,亦更加堅定了我想為中國的民主做點什麼的決心。於是當我在 2010 年畢業回港,很自然地會聯繫支聯會,看看我有什麼可以出一份力的地方。我在支聯會做了幾個月的兼職,之後就一直留了下來當義工。我在 2014 年底當選成為常委,在 2015 年底成為副主席,並一直在這個崗位上直到支聯會在 2021 年被政府強制解散。

一個人要不要加入一個組織,可以有好多的原因,但至起碼,他必然是認同這個組織的宗旨或者綱領的。支聯會的綱領一直都是公開的,就是那 30 個字: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五大綱領不只是幾句口號,不只是某些場合下說過的話,它們就是這個組織的靈魂所在,身份所繫。所以控方其實沒必要特意去找我們在哪個場合、哪個平台說過哪句綱領,有說出來也好、沒有說出來也好,五大綱領一直都在,存在於我們所有的行動背後,是我們存在的理由。

五大綱領其實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不應該單單抽出一條去解讀。支聯會的源起,始終是 1989 年的那場民主運動。八九民運的終極訴求是什麼?是建設一個民主的國家,作為生於這場運動的團體,不可能忘記我們的初心,更有責任為逝者堅持下去。

我們想見到這個國家有民主,而擋在國家的民主化面前最大的障礙,就是這個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黨國不分的橫蠻邏輯。任何真心追求民主的人,怎可能容忍一黨專政的存在?當然結束了一黨專政,不等於立即就會有民主,畢竟建設跟「結束」是兩個不同的過程,但不結束一黨專政,就不可能有民主。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八九民運和其後的六四屠城,就正正讓世界清楚看見一黨專政的危害。一個不受人民監督的政黨,為了壟斷本就不該屬於它的權力,可以屠戮無辜,可以濫捕濫判,可以抹殺真相,可以顛倒黑白。一黨專政不結束,類似的罪行就可能重演,而且也已經重演了太多太多次。所謂結束一黨專政,說的就是不可以任由這個政黨為所欲為,對它所犯的罪,必須徹查真相,追究責任。所以平反跟追責其實也是結束專政的一部分。倒過來說,一黨專政一日存在,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反和追責。叫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政黨自己查自己?別開玩笑了。所以知道現在,文化大革命也好,大飢荒也好,都沒有任何真正的交代。死了的人仿佛就白死了。歷史的教訓從沒被記住。

而釋放民運人士,是一個最不含糊,最容易做到的訴求。如果當權者真有誠意進行民主改革,這就是一個最即時可見的訊號。當然這個訴求本身就是緊迫而重要的,對政治犯的無力關押,一天都嫌多。將這一條作為我們首要的綱領,也是我們對同行者的承擔。

這五大綱領,是互為影響的一個整體,裏面有一些相對具體的目標,比如釋放某些人,追求一些人,平反一些事。但要達成這些目標,無可避免要結束專政和建設民主。單單要求追責而不要求結束專政,是緣木求魚,甚至可以說是不真誠的。

但我要強調的是,以上只是我個人對五大綱領的理解,不能代表所有說過這五句話的朋友的立場。五大綱領不是我個人的平台或口號。如果我只是想表達我個人的意見,我未必會用同樣的字眼。但五大綱領的作用,是作為能夠團結最多人的公共文本,不是作為某一個人的想法的精準表達。它是在表達一個群體,一場運動的共識,一個最低的公約數。每個人對五大綱領有什麼延伸的要求,該如何達成,互相之間有何關係,或者裏面的字眼好不好、準不準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意見,但作為一個集體,只有那 30 個字才是我們共同的立場,而不是任何人僭建在其上的解釋,不管那個人或機關多麼有「權威」也好。

對支聯會來說,我們沒必要也不想去統一所有人的想法。因為一場社會運動的活力正正是來自多元的思想。支聯會裏面有很傳統意義上的愛國者,有自居中國人、想要為國家付出的人,也有對身份政治不感冒、對國家概念持懷疑態度的人。但共同的就是我們都認同這五大綱領是值得爭取的目標,這就夠了。在這 30 個字之上硬加其他的演繹,然後套到所有人身上——無論這個人是我自己、官員或法庭——既多餘也扭曲了實際的情況。

具體落到支聯會自己,到底我們是如何去實現這五大綱領的呢?其實我們這麼多年的工作模式,也不外乎記錄、傳播、發聲、遊說、援助和集體的行動。

我們記錄那些黨國刻意抹去的人和事,不論是六四的真相,還是國內被酷刑被消失的抗爭者。

記錄下來,不是為了藏在山洞裏,所以我們也會盡力傳播這些訊息,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真相,讓黨國沒有那麼容易能篡改歷史。所以我們會辦六四紀念館,會搞講座、展覽、話劇、出版、導賞等等傳訊和教育的工作。

當然我們不只是被動地記錄及傳播過去的事,我們也希望能介入和影響正在發生的事,支持那些正在受壓迫的人。所以我們會就著各種議題和事情發生,比如是政治犯的抓捕、豆腐渣工程、新疆的再教育營等等。我們亦會去做國際的遊說,比如向聯合國提交人權報告,希望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和政治犯的了解和關注。而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我們亦會直接幫助有需要的抗爭者和家屬,搭橋牽線或提供人道援助。

而作為民間的組織,我們展示力量,向政府施壓的主要途徑,就是集體的行動。所以舉辦遊行集會、街頭行動、國際聯署、明信片行動等等,都是我們常做的事,最為人熟知,也比較有影響力的行動,自然是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但其實我們年中搞的公民行動,比這要多得多,只是好多的議題未必能有六四那麼大的迴響。但無論人多人少,值得去關注的人和事,我們都會盡力去行動和發生。比如在 2017/18年度,我們就發出了 30 則聲明,進行了 21 次遊行或集會,在各個聲明裏提及過名字的良心犯超過 30 個,包括劉霞、伊力哈木、謝文飛等等。我這裏有當年支聯會的年度工作報告,裏面有我們發出的所有聲明和活動日程表,可以更具體地看到我們是如何工作的。

我們這些工作,驟眼看似乎不能直接達成到五大綱領,甚至可以說我們來來去去只是「得把口」——我們只是不停地說我們的要求,我們的理據,在各種場合,對各個對象,用各種方法。常會有人問,難道你不停叫中共釋放劉霞,它們就真的會放人了嗎?沒有人知道,但事實上,劉霞最終也出國了。至起碼,如果連說出訴求的空間都消失掉,那些訴求就更不可能實現。

而且,我們其實從不應小看語言的力量。共產黨的起源不也就是一本書嗎?更根本的是,我們要結束專政,建設民主,說的就是想結束槍桿子出政權的暴力循環,希望建立一個靠道理和原則維繫的社會。而不是要取而代之成為下一個獨裁者。所以我們最大的武器,最大的力量,就是把事情、把道理說清楚,以此消除極權對人的蒙蔽和掌控。

畢竟,專政也是靠人去維持的。而極權操控人的工具,就是屈辱和恐懼,令所有人變成自己的獄卒。在絕對的權力下,人們被困在一個虛假的世界裏,這個世界沒有事實,沒有選項,語言被限制,價值被掏空,以至於獨立的思想、自主的選擇再不可能。那麼要結束專政,最關鍵的其實是要打破這個思想的牢籠,守護真相,提供選項,自由地說話,並捍衛重要的價值和原則,而這些,就是支聯會一直以來所做的,亦是我在這個法庭上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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