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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導斬釘截鐵:「我好坦白同你講,官方論述係謊言。我唔想講咗 2 + 2 = 4,就夾硬要搵另一人個講 2 + 2 = 5 — 多麼荒謬,我忍受唔到。」
「我寧願將篇幅畀抗爭者,尤其係需要蒙面嘅 Nobody,俾佢地有發聲嘅渠道,歷史需要佢地嘅聲音。」
拍攝《時代革命》最困難之處,就是在這場 Faceless 的運動大部分受訪者都要蒙面。「和理非」的受訪者可主動邀約,但前線受訪者則有賴巧合機緣。得拜託互相信任的前線穿針引線,再認識其他成員,聽他們訴說身世經歷,像試鏡般從中挑選代表,「你去到邊我跟到邊。」
周導披露在理大圍城戰,拍攝團隊共有五支鏡頭,從電影可見跟著抗爭者左衝右突萬分驚險。但更難得的是長期跟訪,記錄劫後餘生的慷慨餘哀。抗爭者不乏自我批判,反思「強迫罷工」不可行之餘,也沉溺於中大的小勝而失去分寸,冒進戀戰,終致坐困理大的悲劇。誠如一名受訪者感慨,理大是無數人揮之不去的「情緒病」。

國安法的打壓令抗爭者失語,「就算蒙住面都要拍到佢地嘅心。」周導刪去《時代革命》的一切記錄前,僅讓受訪者重溫以保他們安全,「仲喺香港嘅都搵哂」,受訪者都接受周導的處理。可惜有兩人失聯,有兩人身不由己,其中一名受訪者就在約定觀看那天被捕。
電影拍下他們的回響,「做咗好多嘢,唔可以同世界講,好辛苦。。。」最後他們多謝導演。一名前線抗爭者更反過來問周導,「導演咁你點呀?」現在輪到周導上前線,記憶之爭的前線。
「我成日諗佢地安危,點知佢地調番轉關懷我。嗰刻我好窩心,我自己都唔知我需要被關懷。」周導漸漸明白自己恐怕比受訪者冒更大風險,《時代革命》在康城上映那天,他的一生就會從此改變(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可是後有追兵,前路無人。
「冇人會同我再合作。」好不容易才靠《幻愛》苦盡甘來,周導獲得投資者青睞。但得悉他拍攝反送中運動,投資者向他鄭重道歉:「對唔住,應承你嘅事我做唔到。」新戲已暫時擱置。
甚至過去合作過的演員和同事都可能受連累。說到別人周導長長嘆一口氣,一時無言以對。「最擔心係依樣,影響到其他人最難過。」不知怎樣安撫他們,可保他們平安。

他有想過自己是否「自私」,「但犯罪嘅唔係我地,責任在政權,唔應該係我。」
「我唔想用依個比喻,但我地唔可以指責個女仔著裙所以俾人強姦。」無獨有偶,電影中一名受訪者便形容香港正受「強姦式統治」,而反抗會受到指責。
去到中大保衛戰,另一受訪女生語帶哭音,嘶聲力竭呼叫:不要再勸人「唔好送頭」,不想年輕人「送頭」就由你盡力獻身。
唯有所有人都盡力,才有另一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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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我實現的「自焚」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Peter Maass 走訪過巴爾幹火藥庫,見證南斯拉夫內戰。他曾質疑塞爾維亞人為何對同胞的暴行無動於衷,直到他親歷暴行為止。
當 Peter Maass 親眼看著一個塞爾維亞人捉住一個無辜的穆斯林,先毒打一身,再拉開步槍的保險掣,Peter 發現他和同事居然識時務地袖手旁觀。幸好穆斯林的妻子趕到,冒死擋在丈夫前面,最後夫妻都逃過一劫。
但最難受的是 Peter,原來他活在太平盛世的正義感,去到臨難之際會無影無蹤。他終於明白為何大部分人活在亂世會獨善其身,因為他沒有不同。
原來今年一月左右,有人深夜致電周冠威,謂收到風聲《十年》眾導演皆勢遭清算,勸他「as soon as possible」立即走。
也許周冠威會成為《十年》的另一導演歐文傑,但他拒絕。
「我唔走!我走就會輸俾恐懼。」他解釋留下是「追求自由」,因為自由不繫於肉身而在靈魂,「就算離開香港我都會俾恐懼囚禁。」

《十年》的生命力遠勝其他話題作,至今依然被反覆引述,其預言能力令觀眾無不歎服,而《自焚者》更可謂眾片之冠。
周導忍不住苦笑:「當年我都講過《自焚者》係我事業嘅自焚。」不但預視香港,也似乎預視導演的命運。
他有點同意用《自焚者》參照自己人生,因為一個忠誠的創作者是將真心放入作品。「我拍《自焚者》絕對唔係鼓勵大家自焚,而係象徵犧牲。藉電影問自己同觀眾,願意為信念為香港犧牲幾多。」
「2019 年抗爭者已經答咗我。咁我呢?」最後周導的答案是「我願意」,《時代革命》於焉誕生。「我唔知要犧牲到乜嘢程度,但我甘願。」
「所有結果都想像過。」他清楚自己的「下場」很可能像伊朗的異見導演,比如《的士司機》的 Jafar Panahi 或《惡與他們的距離》的 Mohammad Rasoulof,從此成為「地下(電影)工作者」,在監獄進進出出。
他承認思考期間不免會有緊張、掙扎、不安和恐懼。「但我唔想傷春悲秋 — 弊啦我踩到紅線我會坐監 — 恐懼全部係想像出嚟。未嚟就係假嘅,係真嘅話咪去受囉。唔好俾未發生嘅事,想像出嚟嘅恐懼箝制情緒同決定。」

「我唔想冇戲拍,我好鍾意電影。但我追求嘅唔係電影事業,而係電影藝術。藝術需要冒險,需要自由,需要無懼。我可能冇機會再拍電影,但我依然覺得平安,因為我贏咗恐懼,就算監禁都磨滅唔到依份自由。」
網絡時有去留的爭執,也許在別人看來「承擔」只是「一廂情願」或「一種逃避」。周導不欲捲入這些糾紛,不會批評別人選擇,只想交代自己為何留下,並非為搏取光環。
「去到依度我只能夠講信仰。我係好鍾意電影,但去到最後原來更鍾意公義。」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他只會效忠永遠的國度。

* * *
六、從信仰者見到上帝
為何上帝會居然會對苦難沉默?無神論者常質疑有信仰的人,其實信徒在苦難中都有此疑問。集中營令最虔誠的人都陷於絕望,質問上帝為什麼。
布納(Buna)集中營有數萬猶太人,黨衛軍害怕暴動,會定時定候殺雞儆猴。一日集中營停電,黨衛軍捉住一個荷蘭人,搜出大批武器。荷蘭人被押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同伴與助手則受盡酷刑,但始終沒供出任何人名。
他的助手只有 13 歲。Elie Wiesel 說他長的很可愛,恍如「憂傷天使」的臉孔很討人歡喜。
後來黨衛軍召集所有人到廣場,要當眾處決助手和另外兩人。絞刑在集中營司空見慣,但吊死一個 13 歲小孩還是頭一遭。
兩個大人在臨死前大喊「自由萬歲!」男孩卻不說話,憔悴而平靜。但最可怕的事未完,男孩的身體太輕,無法即死。繩一直搖晃,數萬猶太人被迫望著他吊在半空掙扎半個鐘才斷氣。

Elie Wiesel 聽到周遭同胞在問,究竟上帝在哪裡。他在心底呼喊:上帝就在眼前被吊死。
從此 Elie Wiesel 懷疑上帝,直到蘇軍迫近,黨衛軍迫猶太人倉促遷往另一集中營,過程即所謂「死亡行軍」,黨衛軍擔心蘇軍追上,會立刻槍決任何因老弱而墮後的人。
Elie Wiesel 看到一人有意擺脫年邁父親,不想受到拖累。那位老人是備受愛戴的拉比,始終保持信仰,守護族人。其時 Elie Wiesel 的父親還在生,他情不自禁再次呼喚上帝:「萬物之主啊,請賜予我力量。」他不想如此偷生。
葛培理(Billy Graham)曾嘗試回答「上帝的沉默」:“God spoke in creation.” 上帝對人的唯一要求就是信心,除此之外別無所求。
上帝不是靠邏輯來證明,上帝是靠有信仰的人用生命來證明。有信心就有拯救。

周冠威說:「我係一個基督徒,一個追隨基督嘅人。我好少諗其他人,我只會諗耶穌會點做。」
他引用《自焚者》的經典對白:「唔係睇得唔得,而係諗啱唔啱。」惟他補充知易行難,必須用意志撇除雜念,才能單純地用後者思考。意志正來自信仰,「離開香港係追求幸福,但我嘅信仰係追求基督。」
突然他若有所思,「呀我同您講過《自焚者》cut 咗句對白。」(cutt.ly/EmV273i)
當年《十年》剛上畫,周導披露《自焚者》刪了一句說話:「入教會就係為咗上街!」當時他擔心觀眾覺得太有傳教意味而刪去,惋惜至今,因為信仰真的是他生命的核心,「唔可以剩係講,信仰係要行出嚟。」

周冠威和太太有一子一女。除了一歲女兒,太太和六歲兒子都清楚他的決定。
太太對周導說:「你竭盡所能為使命搏命,我都會搏命支持你到底。」夫婦一直言行身教帶兒子參加「和理非」活動,包括機場的「鄧寇克大撤退」。周導和太太的教育,是不會對孩子有所隱瞞。
周導曾問兒子:「香港政府咁差,好多人離開香港,爸爸都考慮過,你想唔想?」。他答:「爸爸,我地一齊留喺香港,將香港變番做美麗嘅香港。」周導不可思議,「就係我潛意識嘅答案。」
他披露自己和太太都想過當傳教士。現在他回思:「我地想走入受苦嘅人當中。而家香港唔係比其他國家更需要我地咩?」
於是周導再問(挑戰)兒子:「爸爸拍緊套戲,可能會被捉去坐監,好耐見唔到爸爸,應唔應該繼續拍?」他答:「繼續拍啦爸爸,香港政府睇咗爸爸拍嘅戲會變番好政府。」
「嘩~佢地會變番好?多麼荒謬。」但周導一邊說一邊笑,他折服於孩子的理想主義。「冇乜可能,但佢仍然相信希望,仍然相信可能。」信仰便是對後代最好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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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電影就是周冠威的遺書
周冠威想起一名記者訪問他後轉交太太的信,「老婆係你 fan 屎。」她在信內說很喜歡《十年》和《幻愛》,還附上書簽,恰巧來自台灣「銅鑼灣書店」,林榮基是片中受訪者之一。
書簽上有五字:「我盡我本份。」
周導沒有一絲僥倖之心,甚至連辯護律師、應否求情等等都已顧及。「我絕對唔會去猜度政權嘅紅線,揣測主子有咩得,有咩唔得係奴隸心態。」他已盡了本份,便交由上天決定命運。他不但會為自己為家人祈禱,還會為作惡者祈禱。
最後筆者冒昧問周導有沒有想好「遺言」:一旦不幸被捕,有什麼話要對香港人說。他說不用,因為《時代革命》就是他的「遺言」,「我想講嘅都通過電影講哂。」
原來團隊的同事曾建議周導仿傚其他紀錄片加入自己旁白。但後來他發覺不需要,因為很多受訪者已盡道他心聲,毋須他再費唇舌,特別是「蛇仔」。

「蛇仔」是理大圍城的留守者之一,「每次剪接重聽佢嘅說話我都會喊。」去到最後救兵不至,「蛇仔」準備捨身突圍。他說已撇下所有身份:「兒子」、「學生」、「男朋友」。。。「冇咗條命都要出去」,只剩下最後一個身份 —「抗爭者」。
於是「蛇仔」的說話便成為《時代革命》海報的標語:「不是時代選中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

周導說當下香港就像另一個被圍困的理大,很多人竭力逃生,但有些抗爭者堅持留到最後,怎麼勸都不肯走,只要還有手足留下,「我想陪住佢,我唔想走。」何況外面還有手足為解圍而奮鬥。他們相信手足,終有一日能夠會合團聚,那怕在十年後百年後。
周冠威自願留在另一個圍城,將記憶的種子交給康城。倘若香港是即將沉沒的鐵達達尼號,赤臘角機場便是船上的甲板,無數人爭先恐後擠上救生艇,但有些人卻矢志留下,設法撫慰大家(cutt.ly/mmBeula)。
周冠威拿起小提琴,悠揚的音樂響起,正是《更近我主》(Nearer My God To Thee)。海水已近腳邊,但記憶永遠流傳。
周導笑言若自己真的被捕,政權不過變相「宣傳」因禍得福,「只會將香港人嘅故事傳得更遠。」最後他語重心長地說,「依套電影會有自己嘅生命,交畀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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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後記
芷琪又失戀了,而且是今年第四度失戀。她的所謂「失戀」是暗戀每一個靚仔的男生,但咩都唔講,直到男生拖住另一女同學嘅手為止。
她的情緒好低落,Miss Chow 正好是她的洩憤對象。
Miss Chow 是芷琪的班主任,也是中文科老師,新嚟的她一直被同學欺負,但她唔知點解黐咗線,要求三篇範文都要背默:
一)北島〈一切〉
二)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三)何桂藍〈國安法定罪陳辭〉
全班差啲暴動,芷琪用盡全力大叫:「屌~何桂藍篇文成萬字點背呀!」
Miss Chow 一再話(二)、(三)都係選段,但同學都堅決反抗。Miss Chow 滿臉委屈,終於放棄要背默(三),但(二)就要背默全篇。

不過隔日 Miss Chow 就春風滿面,話金鐘的轉型正義博物館有新嘅電影展,她希望星期六同學都陪她一齊去。
大家都喊悶唔想去,由小學到中學年年都去,去嚟做乜。突然 Miss Chow 露出奸笑:肯去嘅話(二)都唔駛背默。
結果全班同學都報名就範。落堂後有同學悄悄告訴芷琪:Miss Chow 的爺爺喺「石壁」坐過好耐監。芷琪唔知「石壁」喺邊,同學話好似喺大嶼山,有好多牛。
星期六一班同學嚟到金鐘,嘻嘻哈哈。但 Miss Chow 突然變得好嚴肅,話只要睇一套片,睇完就可以走。大家本來好開心,但一知道條片長兩個半鐘,又再怨聲載道。
套片由 2019 年 既 6.12 講起,一個受訪者話估唔到當日運動會爆發,「咁早開波?香港人喎?」

另一個受訪者就撞番五年前嘅傘運戰友,而且一見番對方,對方居然立即拎出五年前用過嘅同一對手套。
芷琪早就清楚時序,但好多故事從未聽過。最後理大圍城戰中有個年輕人決志突圍,喺某間辦公室留低遺書,最後佢寫到「整污糟您張檯,我好抱歉。」
結果大家都知道,「監獄都係我地整代人。」
但芷琪估唔到影片結尾會奏起耳熟能詳的歌,由細到大她已經聽過首歌千萬次,但睇完電影首歌變得完全唔同,芷琪忍唔住全身顫抖。完場後大家一片靜謐,Miss Chow 早已哭成淚人。
芷琪開始理解 Miss Chow,開始理解過去嘅人。追求自由民主嘅背後不過係愛自己屋企,愛身邊嘅人,冇嘅話就唔會有重逢嗰日。

她諗起已經背緊嘅〈與妻訣別書〉:
「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離開放映室,芷琪參觀影展介紹,有一篇訪問屬於參考資料。霎時間兩個時空重疊,芷琪怔怔細味訪問後記以 Elie Wiesel 的話作結:
「我們必須站邊,中立在幫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鼓勵作惡的人;而非受難的人。」
「證人強迫自己做見證,是為了今天的年輕人,也為了明日即將誕生的孩子,他不想讓自己的過去變成他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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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
殷海光《是什麼,就說什麼:殷海光選集 上冊》
茉莉.安德魯斯《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埃亞勒.普雷斯《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蘿拉.希林布蘭《永不屈服》(Unbroken)
埃利.維瑟爾《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
Elie Wiesel, “Acceptance Speech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Elie Wiesel, “The Perils of In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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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威已刪去《時代革命》在香港境內的一切資料和記錄。//

【全文完】

twreporter.org/a/2021-taipei-g

報導者:愛裡沒有恐懼──周冠威與香港人的《時代革命》

2021年7月,世界電影殿堂坎城影展在閉幕的前一天,以突襲式的特別放映,播出了香港紀錄片《時代革命》,在此之前,這部片始終不曾出現在片單中,也帶給沉寂許久的香港獨立電影圈一絲鼓舞。影展總監蒂埃里.弗雷莫(Thierry Fremaux)在聲明中表示:「能夠推出這部電影,我們十分自豪,透過此舉,電影可以照亮世界新聞中的一個重要時刻。」

《時代革命》入圍5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與另一部入圍最佳新導演與最佳剪輯的劇情片《少年》,都是關注香港議題的焦點影片。然而,在香港三讀通過《電影檢查條例》修正案後,兩部影片未來在港公開放映的機會極為渺茫。《時代革命》製作團隊唯一具名的導演周冠威,因疫情關係無法來台參與金馬獎,對於《時代革命》即將於台灣首映,周冠威接受《報導者》越洋專訪說:「我自己也沒有在大銀幕看過《時代革命》,願大家珍惜!」

2019年,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後,有多部以其為題的紀錄片陸續完成,像是廖潔雯在運動前線捕捉事件的《手足》、《Be Water》、《缺一不可》、《Trial and Error》與多部短片,由國際導演們推出的《不割席》、《Faceless》、《If We Burn》等等,也還有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極富力量的作品接連引發了許多效應。

《國安法》下的電檢禁令,形同對紀錄片抗爭者的禮讚

這些影片所記錄下的真實片刻,其意義和價值,隨著抗爭運動情勢的起伏,也跟著時間的推促和政局的改變,從原初的當下即時紀錄,轉而成為一個時代抵抗遺忘的重要印記。尤其是在2020年6月30日香港實施《國安法》後,對於電影創作與放映的打壓不斷,到了2021年10月底,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規定電影檢查員須考慮影片上映是否不利於國家安全,港府若認為已上映的電影不利國安,也有權撤銷核准證明,禁止發行。

言論自由的快速緊縮令所有人始料未及,上述影片皆不可能於香港公開播映,許多新聞傳媒的影音紀錄在這段時間也「被」刪除。粗暴禁令背後所隱藏的,是對「真實」的恐懼──正正因為在這場運動中,人民的抗爭血淚、情感與記憶,完完全全被以攝影機作為抗爭工具的紀錄者們給牢牢地、確實地記載下來,毫無抹滅的可能。於是,在另一層意義上,「禁令」或可解讀為對紀錄片工作者的一種禮讚。

今年7月,坎城影展在閉幕前一天,以突襲式的特別放映播出了香港紀錄片《時代革命》,消息一公布後,在製作團隊中唯一露名的周冠威,成為許多媒體採訪的對象。他自謙是整理素材與負責剪接的人,也是應該對影片負責的人,不匿名能夠戰勝內心的恐懼,《時代革命》則是在片尾字幕打上由「香港人(Hong Kongers)」製作;他也預測《時代革命》應無法在香港播映,將影片所有的素材、版權全都移轉到國外去,香港不會播映此片。

抗爭者去到哪裡,鏡頭就跟到哪裡

「一路以來香港發生很多事,我就很想拿攝影機去拍,包括2014年的雨傘運動;2019年再次反送中運動出現,覺得是時候了,剛好接到一位看過《自焚者》朋友的電話,說可以提供拍攝資金,這通電話是非常大的鼓勵,我不想失去這個機會,也很想在運動中出一份心力。這位朋友希望能有一個角色為了美好的香港而努力,我自己也是一樣的,我的角色就是拿起攝影機去拍紀錄片。最重要的是,2019年時的抗爭者給了我最大的推動力,」周冠威說。

事實上,這第一桶金很快就用盡了,運動走向亦難以預期,他決定先做先拍、邊走邊看,把創作的茫然先擺到一旁。

一般來說,要拍攝勇武派抗爭者是極度困難的,他們蒙面且神祕,對人有高度警覺,但逐漸地,由於許多抗爭者都知道並看過《自焚者》,周冠威很快地取得他們的信任;他也順勢找到了與同在現場的記者、紀錄者不同的優勢、使命和價值,並決心將這個特殊的「作者位置」與「拍攝關係」推展到極限。用周冠威的話來說:

「這部紀錄片不單單是事件的紀錄,還要能訪問到蒙面抗爭者的內心世界,希望能拍到運動的核心靈魂。」

於是《時代革命》的拍攝策略也跟著確立下來:「抗爭者去到哪裡,鏡頭就跟到哪裡」。這也是為什麼片中有許多反送中運動裡重要事件的第一手紀錄,像是「黎明行動」、「理大圍城」,更有哨兵台、家長車、塗鴉客、市民自發救援等畫面;事後再佐以訪問當事者,不只傾聽他們做出選擇的意志與心聲,也清晰地呈現一個有機抗爭體系的運作邏輯。

在拍攝過程中,其實也有拒絕受訪的抗爭者,周冠威說:「因為太多創傷了。有一位參與理工大學抗爭的中學女生,她是爬地下水道逃走的,有透過電話連絡上她,也聊了一陣子希望能夠拍攝,但因為創傷太深了,不想重提這些事,就算只用電話訪問她也拒絕。而且的確,拍攝也是有危險性的,必須隱藏身分。就因為危險和創傷,很多人都婉拒訪問。」

也因為這種「跟拍」策略,鏡頭在2020年1月竟跟隨香港抗爭者來到了台灣,恰逢總統大選前夕,他們關心著民主制度下的台灣人會如何選擇國家領導者。開票當天,一群人到了民進黨的競選總部前,當票數逐漸明朗,蔡英文宣布當選的那一刻,香港手足盡情歡呼;也許是因為深深體會過失去民主自由之痛,他們的笑顏中帶著複雜的感動,《時代革命》這一幕微妙地串聯起香港與台灣的命運,令人百感交集。

大量即時影像還原真相,成就一部眾志成城的紀錄片

然而,反送中運動歷時漫長、事件眾多,只採用「跟拍」勢必會產生局限。《時代革命》的另一驚人之處,在於全面性地摘要出運動裡的重要事件,其中一個重要關鍵,就在於「檔案影像」的取得。

周冠威說:

「片段的蒐集主要來自電視台和大傳媒,因為按照慣例,付錢就能買到版權。早期這些電視台是願意給檔案的,但是在《國安法》成立以後,只要牽涉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片段,很多大傳媒都不願意開放,有些受到中共的控制,有些則是恐懼,這對於影片的完成是一種阻礙。但有很多獨立記者、紀錄片工作者、網路媒體願意提供新聞片段,甚至是無償的,也有一位同行其實拍了很多素材,但在《國安法》後不知如何進行下去,所以把這些片段都交給了我,這也是很多香港人面對的壓力。」

在《時代革命》中,大量檔案影像彌補了拍攝者不在場的缺憾,卻也成為「另一種在場」。像是元朗襲擊事件,大批白衣人及黑道人士,手持武器在港鐵元朗站無差別襲擊乘客,多人頭破血流;又像是抗爭青年的被自殺事件、示威者被警方近距離開槍擊中等等畫面,透過拼貼人人都可以拍攝、多樣化的檔案影像,並採訪了重要的見證者(如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見證元朗事件的記者何桂藍、推動真普選的戴耀廷等等),影片直接還原了真相,不僅拆穿港府謊言,也控訴國家暴力的殘酷無良。

這些在運動中被記錄下的各種即時影像紀錄,代表著抗爭運動的新型態,無時無刻都有眼睛盯著,也都有手機相機拍著,真相再也無法輕易被隱瞞。《時代革命》運用檔案影像的意義,在在說明著拍攝紀錄片其實是一種人民的集體(collective)行動,有多少檔案影像,就表示有多少公民紀錄者的支持。換句話說,在這個意義上,《時代革命》是一部眾志成城的電影。

以「整場運動」為主軸,具書寫歷史的氣魄和視野

面對海量的素材,周冠威花了整整一年,才梳理出敘事的結構;這個剪接過程極度痛苦,面對驚心怵目的抗爭創傷與回憶,他常常做惡夢,崩潰哭泣,但他絲毫不訝異自己的低潮,自然地讓情緒藉著淚水流洩出來。同時,他也必須顧慮被攝主角對他毫無保留的信任,但在《國安法》的脅迫下,這些拍攝素材卻可能令他們入罪,因而在製作初期就已決定要將所有素材轉移至國外,期待這些見證檔案能夠永久被保存。

作為一位電影創作者,他說:

「電影就是一張白紙,要讓觀眾在沒有太多資訊也能夠明白故事是創作者的責任,我希望以前因後果進行敘事,而不只講單一事件,因為整場運動是經由很多事件所累積起來的;另外,我也有對於『抗爭運動』的責任,政權利用了激烈和暴力的畫面去宣揚抗爭者是暴徒、是破壞香港的人,但這些行動的背後原因其實是因為長時間承受不公義,情緒創傷也一直累積。在我的內心裡,認為這樣的單向呈現對抗爭者是不公平的,所以很希望將脈絡梳理清楚。我只有一個人,一直試著尋找出一個關鍵,透過剪接來貫穿整個事情;在漫長的一年剪接期後,我才找出這些章節的名稱和方式,這包括了是否能真的拍到,是否真能取得這些畫面。我很希望能拍出運動中的情緒和靈魂。」

相較於其他反送中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顯得更以「整場運動」為主軸,帶有一種書寫歷史的氣魄和視野。在兩個半小時的片長裡,影片共分成9個章節,依序是「終章的序幕」、「和勇不分」、「黑警反噬」、「無力感」、「對準政權」、「生死與共」、「黎明」、「序幕的終結」與「香港人」。

故事從2019年3月的反修例運動起始,2020月7月的港區《國安法》實施為終,有些章節是行動的名稱,有些則是運動轉折與抗爭情緒。周冠威以戰爭片來比喻他的敘事策略,雖然是大場面,但真正重要的是士兵的故事。《時代革命》在關照大歷史/集體的同時,也細膩地關懷手足/個體,敘事在宏觀與微觀之間,達到一種恰如其分的平衡,鉅細彌遺地梳理運動的千絲萬縷,在段落與段落之間,完整地交代事件始末以及抗爭心態的轉變,最終建構「香港人」作為一種身分認同、作為一個精神共同體的過程與內涵。

不是時代選擇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

《時代革命》從內到外,從拍攝、剪接到映演,每一步、每個決定都無比艱難。作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周冠威多次在訪談中提到以信仰戰勝恐懼,他以聖經提到的「愛裡沒有恐懼」作為信念,堅信「公義」才是最重要的。在跨越這一切之後,他享受著前所未有的自由。

聖經裡,「愛裡沒有恐懼」出自約翰一書第四章第18節,完整句子是:「愛裡沒有恐懼;愛若完全,就把恐懼除去。因為恐懼裡含著刑罰,恐懼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

他回憶拍《自焚者》時,許多人認為他挑戰敏感議題,但對他來說,如果連最敏感的都已拍了,就表示什麼都可以拍了,這就是一種自由,而《時代革命》正是一個創作者自由心靈的無懼展現。在運動中,他見識了許多人性的光輝,無論明亮或是黯淡,只要曾經留下了光芒就會發揮影響力,他要以這部作品向所有抗爭者致敬。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為反送中運動中最廣泛流傳的口號標語,是一個政治多義、但卻也最能與多數人的美好願景謀合之詞。周冠威不做第二選擇,延伸《時代革命》作為片名並解釋:

「泛指整個時代,因為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大家都在面對中國政府,很希望全世界都有對這個時代的堅持。」

他亦改編一位抗爭者的說詞:「不是時代選擇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反思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香港人從被動轉為主動,不光是被時代選中,而是自己願意行動、創新和改變,去肯定每一個個體。在沒有大台/主領導的情況下,每個人都能改變這個社會,這是香港抗爭者所表現出的精神力量:哪怕只是承受,我們也都要去抗爭。

在世界電影史中,拉丁美洲導演們曾在1960年代倡議「第三電影(Third Cinema)」概念,那是電影應該參與政治革命的年代,他們認為攝影機是影像/武器的無窮徵收者,放映機則是一秒發射24格的步槍,泛指電影工作者應站在人民的立場,拍出抵抗壓迫、鼓勵行動的激進電影。如今,這股革命豪情依然延續,且永不過時。

順著《時代革命》的敘事線索仔細推敲,會發現其實片中暗藏著第十個篇章,片尾以一種光榮的姿態,譜上〈願榮光歸香港〉一曲:

「何以這土地淚再流/何以令眾人亦憤恨/昂首拒默沉/吶喊聲響透/盼自由歸於這裡/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同行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我願榮光歸香港。」

毫無疑問,《時代革命》除了是部偉大的「第三電影」,也是部真正屬於人民的電影。

對於《時代革命》即將於台灣首映,周冠威語重心長地說:「很羨慕,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在大銀幕看過《時代革命》,願大家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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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時代革命》映後會上,身在香港的導演周冠威跟金馬影展的現場觀眾連線。對答記錄如下:

主持:看到《十年》的預想變成更誇張的事實,感覺如何?時代革命是什麼時候決定拍的,經過怎樣的心情轉折?

周:這麼多年前的預言,沒想到這麼快便見到,甚至痛苦更大。但有另一種很極端很相反的情緒,就是在同一時間,看到2019年的香港出現很多人性光輝。我們不是看結果,而是看到裡頭的勇氣——那是永恆的。不是看贏或輸,像《十年》裡一句話:「唔係睇得唔得,而係啱唔啱。」很多香港人在2019年為公義、自由、民主、良知犧牲了,這對我來說,傷痛之餘也有振奮一面。我不是從一開始便拍攝,是到2019年8月才籌備的。某程度是抗爭者的勇氣鼓動了我,尤其是七月一日,很多抗爭者在立法會拯救留守的人----這些犧牲須要付出勇氣。於是我問自己,我可不可以為香港犧牲?我可以為香港做什麼?我是電影人我拍電影,就拿攝影機走上現場。

主持:哪個部分最困難?譬如取得受訪者信任?

周:最困難是,太多了⋯⋯,(沉吟一下)可能是我自己。很多受訪者因為我拍過《十年》而知道我,對我有很大的信任,有一個很大的心意:很多東西想要講給全世界的人知道。他們找到信任的人,便坦然讓我跟他們到現場,講述內心世界。所以信任不能說是最大的困難。
反而是自己。我是有家屋的人,那時太太懷孕,我吸入很多催淚彈影響到身體,也影響妻子。太太身體有少許狀況,我很擔心胎兒。那是我唯一想放棄紀錄片的階段。

觀眾:感謝影片呈現nobody這個群體。最想知道導演在香港可安好?另,在今日香港重看此片,跟最初想呈現相距多遠?

周:我和家人在香港安好。雖然失去很多工作。記錄片曝光後,新電影資金和演員都有退出,很多人害怕再跟我合作,即使出席講座也有芥蒂。
如果問希望影片怎樣、最後是否成功,或者該交給觀眾回答。我最希望貼近運動的精神,或靈魂,那就是無大台無領袖,所以我選擇記錄這麼多人,像你說的nobody。另一點是香港人豐富的抗爭,我想在影片中呈現那種豐富,而非單一事件,很想宏觀地講述過程。
除了宏觀,也想微觀每個人的內心世界,這要靠訪問。像剛才說的,很感謝受訪者敞開心扉。尤其蒙面的手足,我很想大家看到他們的分享,感受到每個的人性軟弱和勇氣,最希望拍到「人」。

觀眾(表明自己是影片受訪者之一「阿媽」,現場爆發掌聲):在那期間,有沒有哪個日子令你決定用另一種做法拍攝?多謝影片記錄了這個時代下勇敢的我,然它又記錄了怎樣的你?

周:(很開心見到「阿媽」,表示要稍稍平伏情緒)最初想拍攝每個手足,想拍攝他們的家庭,想觀眾了解他們背景,記得他們。我想過很多方法,怎樣在隱藏身份的情況下,仍然讓觀眾記得你們,並且拍攝到抗爭以外、你們的另一面,但我做不到,因為風險太大。可是有人看完影片對我說:「我記不得誰跟誰也沒所謂,他們是整體。」這令我豁出去,放心繼續跟他們留在現場。因為最能顯現你們的人性的,就是現場,以及在信任之下的內心剖白。我就靠這兩者來成就這齣影片。原來我最初想做的,不一定要做到。

至於想記錄怎樣的自己?我倒想把自己退去,只成為平台或媒介,傳遞抗爭者的心聲。我希望自己像一塊反光板,把他們的光反射出去。這才是我的責任,而未必是強調我想講的東西。這也是為什麼我說:這是一部香港人的作品。

觀眾:(第一位提問觀眾回來,表明自己是片中受訪者之一「阿爸」,現場爆發掌聲):對不起,我覺得自己比你更懦弱,因為我在台灣,而你在香港,有點覺得對不起你。我不懂說,但感謝你。你把我們堅強的一面播放出來,但我覺得自己很不配做「阿爸」,不配做「勇武抗爭者」⋯⋯(現場響起鼓勵「阿爸」的呼聲)

觀眾:參與抗爭是我人生最開心最光輝的時刻。特別記得電影中一個片段,說一起計劃行動時,望着其他手足,雖然不知道名字,仍會放心把性命交給他們。我有很深感受。那時我跟幾個人在一起,他們大部分現已在獄中,我至今還是不知道名字,但很記得透過眼罩望着他們的眼睛,覺得可以把性命交給他們。這感覺,這世人未必會再有另一次⋯⋯

觀眾:拍攝時有沒有想過會被捕或接近死亡?

周:片中有一個鏡頭,在理大,攝影師鏡頭突然搖動,有人問「有無事」,有人答「頭盔頂住」,那就是我。如果說最接近死亡的危機,那刻我便最能感受。該是橡膠子彈(他指着一邊前額),慶幸我戴了頭盔。那是令我最驚恐的一刻。

觀眾:假設性問題,如果有天共黨抓住你的家人,要你放棄影片,你會放棄嗎?

周:但我已經拍了⋯(大家鼓掌,爆發笑聲)(主持人請導演最後發言)最後要說,「阿爸」你不是不配,你們做過的、我們做過的東西,是有價值的,一定不會浪費,值得肯定。我們香港人說了太多「對不起」,但最該說「對不起」的不該是我們。我們不如多說「多謝」。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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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電影是手段,我願為公義犧牲自己

(編按:導演周冠威的紀錄片《時代革命》,奪得今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周冠威未有出席頒獎典禮,但以影片發表得獎感言,指希望作品屬於每一個有良知、公義、為香港流過眼淚的香港人,又指即使很多人未有機會看到《時代革命》,仍希望單是電影的存在,都能帶來一份安慰和擁抱。

訪問在兩個月前進行。周冠威回顧他成長和電影路上的波折之餘,亦談到作為一名導演,他在追求怎樣的電影,以及電影對他的意義。)

【獨媒報導】 18 歲那年,已輟學三年的周冠威問自己:「你願意為電影犧牲幾多?」當時英文不好、會考只得兩分的他,站在人生交叉點:該重投學業,嘗試考入演藝學院,學習拍他最愛的電影,抑或放棄這條路?「我好似必須要做咗啲最痛苦嘅嘢(考試),先可以做到我最喜悅嘅嘢(拍電影)。」

最終周冠威堅持下來,經歷三次會考、兩度報讀演藝學院,成功入讀電影學系。畢業後,他一邊教書和做場記,一邊寫劇本、籌集資金,終拍下《十年—自焚者》、《幻愛》和《時代革命》,三部各自以不同形式映照香港當下景況的電影。

自言是戲迷的周冠威,其實甚麼類型的電影都想拍。但他最想拍的,是善良的、能慰藉人心和改變生命的電影——同時作為電影人,他想透過拍電影,追求所相信的公義和價值。為了這些信念,他願意犧牲自己,包括坐監和失去自由。

「在電影歷史長河中,縱使我可能只係一個水點,我都希望呢個係一個清澈嘅水點。」

十八歲許下承諾 回饋電影

十七、八歲那年,周冠威對電影之神許下承諾:如果上天給我多一點的能力,我希望成為導演,終身追隨電影;若能力不足,我亦願意為電影業盡一點力,並因此而滿足。

周冠威形容這是個「至死不渝」的浪漫承諾, 至於為何許下諾言,他說是為了回饋電影給他的教導。

周冠威生於一個不算有錢、但是「小小中產」的大家庭。他和父母、叔叔等一起住,一家人佔三層唐樓。從小,母親就忙於照顧家人,開運輸公司的父親則忙於工作,不太與兒子溝通,以致周冠威時常感到孤獨。家裡沒人的時候,周冠威便關燈、打開電視、提高喇趴聲量,自己一個看電影。

他有時看樓下租碟舖的影帶,有時看前一晚從電視台錄下來的美國片。​​影響他較深的電影有三套,第一套是講述父子親的《伊甸之東》(East of Eden ),令一直渴求父愛的他覺得「電影好似明白我」,同時教曉他學習面對家人;第二套是《 2001 太空漫遊》,是他有段時間覺得「全世界都唔理自己」、想自殺的時候看的,並明白到「存在的意義就是去尋找存在意義」;第三套是奇斯洛夫斯基的《兩生花》,他笑說自己讀中學時已開始看藝術片,看畢後竟然「好似明明哋」,暗地裡想自己在電影方面或許有點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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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愛讀書考試 社工鼓勵下決心走電影之路

讀中四、中五那段時間,周冠威平均每天都會看電影,暑假時一日看三套,最高紀錄試過一日看五套。

他解釋,自己從小都大都有點自卑,有些英文發音總是說不清楚,要看語言治療師,也被人嘲笑過。升上高中後,學校轉用英文作教學語言,課程亦轉為「應付考試」為主,令本來是精英班裡的乖學生、還當過風紀(而且是全級只有三人的 assistant head prefect )的他感到很困擾,成績一落千尺。於是,他開始放棄學業,沉迷看電影,令學校老師都大跌眼鏡。

有次考試,周冠威因為無心應考,在試卷上胡亂寫下不同的導演名字和電影名。班主任見到後,走過來給他一張紙仔,著他考完試後見社工。

「終於可以見社工啦!」性格內向的周冠威渴望被人了解,但從不主動向人求助。那次之後,他開始見社工,並在社工鼓勵下,決心走上電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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輟學打工三年 反問自己願為電影犧牲幾多

不過,想拍電影,要先要懂得如何拍:「我知道呢個世界、呢個香港 ,讀電影就只有一間學院,叫演藝學院。我好想入,但我連 basic requirement(註1)都達唔到。」

會考只得兩分的周冠威,當時連中六都無法升讀,逞論入讀演藝學院。於是他到爸爸的運輸公司打工,打算在工餘時間自學電影;誰知體力勞動的工作實在辛苦,下班之後,他累得連看電影的心情都沒有。做了一年,周冠威轉到金獅影視店(註2)做店員,一心以為可以邊工作邊看電影,做落才知道不是想象中那回事,每天忙東忙西,根本沒時間看電影。

周冠威當時的女朋友看不過眼,鼓勵他重考會考:「你咁樣點做導演吖?」周形容,那時彷彿站在人生的交叉點:「考試係我最唔鍾意嘅一樣嘢,亦違背咗我嘅價值觀,某程度上係我痛苦所在⋯⋯我人生嘅追求係電影,但宜家我好似必須要做咗啲最痛苦嘅嘢,先可以做到我最喜悅嘅嘢。」

他反覆問自己:你願意為電影犧牲幾多?最終得出這個答案:「為咗電影,頂住。我去做一啲唔鍾意嘅嘢,去證明我最鍾意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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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夜校重拾書本 三次會考後終入讀演藝

三年沒捧起過書本的周冠威,的起心肝跑去讀夜校和補習班。苦讀一年,他在第二次會考中考到 8 分,但英文仍然不合格,只有一間私立中學願意收留他。

他一邊讀中六,一邊重考第三次會考。第三次,周冠威的英文科終於剛剛好合格,足夠他報讀演藝學院的電影電視學院,但沒被取錄:「連面試機會都冇。」

周冠威讀完中七後,用高考的成績再次報讀演藝。這次他獲得了面試機會,但直到暑假快要結束,他仍沒有收到校方回覆的電話。周冠威知道自己已沒有機會了,又開始打工,在美心工廠當整月餅工人。

然後出現了電影情節般的一幕: 8 月尾某個上班的日子,周冠威穿上全身保護衣,在幾十度高溫下用大鍋煮蓮蓉——那是工場裡最辛苦,但人工最高的工作崗位。正當工場師傅問他要不要轉做長工,周冠威內心掙扎著「點算好呢」的時候,電話突然響起。他收到演藝學院的電話,給了他一個後補 offer 。

入讀演藝後,感覺如何?周冠威形容自己如魚得水 :「考第一喎,哈哈⋯⋯將我之前嘅自卑一掃而空,原來我都有啲天份嘅!」他入學前零經驗,沒拍過戲、沒寫過劇本,但事後回想,他覺得自己被面試老師選中,或許是因為他甚麼電影都看,比同級的同學看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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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做場記當磨練 碩士畢業後首拍長片

2004 年,周冠威以一級榮譽畢業於導演學系。之後幾年,他拍了短片《念》、《嫲嫲的房門》和《樓上傳來的歌聲》,頭兩部的題材與他自身經歷有關,《樓上》則是他首次原創故事。他形容,以精神痛患者為題材的《樓上》是自己創作上的突破,放映後收到不少好評,令他首次執起筆撰寫長片劇本,將《樓上》改寫成後來大熱的《幻愛》。

但要拍長片,首先要有資金。《幻愛》的劇本寫好了,卻找不到投資者,周冠威只好一邊教書,一邊做副導演和場記。他喜歡電影,也喜歡一切與此有關的工作:教書時他可以分析電影,在商業片場中他可以觀摩別人,看別人如何分鏡、如何拍,再和自己的想法作比較。

2011 年,周冠威報讀演藝學院新開辦電影製作碩士課程。他坦言,報讀原因是被課程的宣傳吸引住——學院聲稱,會為首屆畢業生提供資金,完成一部長片作畢業作品。

結果,畢業作品《一個複雜故事》成為他首部執導的長片。他形容,這是一次「好好的經歷」,可以與行內知名的製作人和大明星合作,令他成長不少;但他亦承認,由於這是他和很多人合力製作的作品,自己作為導演但主導性低,也沒有最終話事權:「坦白講係唔啹的,之前拍短片好自由嘛。」

有因此減少對電影的熱愛嗎?他卻毫不遲疑地連聲否應,「唔會!我對電影嘅熱情太大⋯⋯你頭先問我初心,我對電影承諾咗之後,我一刻都冇放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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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謊言拍攝〈自焚者〉 為抗爭拍攝《時代革命》

2015 年,周冠威參與《十年》拍攝,首次接觸政治題材。他拍攝的短片〈自焚者〉牽起社會對港獨議題的討論,但其實〈自焚者〉的劇本早於 2009 年已大致寫好,最初是源於他對政府再三拖延雙普選的憤怒:「我執著誠實,我重視承諾,但政府講大話。」

他強調自己是電影人,雖會留意社會時事,對社會運動的參與僅限於遊行和六四集會。六四是周冠威的公民意識啟蒙,當時讀小學五年級的他,一邊看著軍人用槍和坦克殺害學生的新聞片段,一邊聽著官方宣稱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成個電視喺度講緊謊話喎。對我嚟講係,哇⋯⋯原來呢個世界咁樣㗎?」

「如果政府唔誠實,咁我就要反抗。呢一種我為之係乖嘅,係佢哋唔乖啫。」

結果他因〈自焚者〉成名,卻也因〈自焚者〉而自焚了自己的事業。《十年》面世後,他再找不到人願意投資他的劇本。周冠威詢問行內前輩該如何解決,前輩建議他寫「悔過書」,但周拒絕。最終,他跑去申請電影發展基金和問人借錢,成功籌到 600 萬資金,在 2019 年 5 月開拍《幻愛》,用一個月極速完成拍攝。

對周冠威而言,《幻愛》是他真真正正能自己主導的第一套長片。拍畢那天剛好是 6 月 4 日的清晨,他回家睡覺後,醒過來就去參加維園六四晚會。

沒多久,反送中運動爆發,一名看過《十年》的商人聯絡周冠威,請他用電影記錄這場運動。周遂在 8 月開拍《時代革命》,一邊拍,一邊剪《幻愛》:「成個社運(個人狀態)都好分裂。」 11 月二橋衝突過後兩天,周冠威離開中大時,同一輛車上的人問他翌日有甚麼做。他想了一會,才記起翌日是《幻愛》首映。

拍攝時《時代》時,周冠威沒思考、亦沒擔憂過對電影事業的影響:「淨係諗,拍咗先啦!」他相信日常生活即是抗爭,因此作為拍電影的人:「當環境扭曲咗歷史,我去紀錄真相,就係一種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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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拍電影 作為追求公義的手段

這些年,他收到很多關於〈自焚者〉和《幻愛》的迴響,這些說話都給他很大的安慰:有人說〈自焚者〉是自己的政治覺醒,「哇,救命⋯⋯實在太令我震撼」;有藍絲朋友看了〈自焚者〉,說大大改變了對香港獨立的想法;有年長的女士因為《幻愛》,告訴周冠威自己日後會嘗試接納兒子那名患有精神病的女朋友。

甚至,一名年輕女生在某次映後談後告訴他,《幻愛》救贖了自己:「『救贖』喎,唔係『影響』咗我喎!」他瞪大眼:「我唔了解好多,但我相信電影。」

〈自焚者〉和《時代革命》均是為香港而拍,他是否為此而放棄了電影仕途?周冠威猛地搖頭:「冇咁諗過!」他說香港、電影和信仰對他而言同樣重要,而他對三者的追求其實一致,就是公義、自由等普世價值。

「我唔需要好多錢去追求電影。我對電影咁有熱情,唔係表面嘅名成利就、鏡頭嘅美麗,而係背後嗰種⋯⋯可以影響人心嘅善良。」

那回到最初的問題:現在的你,願意為電影犧牲幾多?周冠威說,這條問題不太準確,因為電影如今已成為他的手段,一種用來行公義、施憐憫、爭取自由的手段——所以該問他的,應該是:你願意為你所相信的公義和價值,犧牲幾多?

他回答說,他可以犧牲自己。「失去自由、坐監、與家人分開,我都唔想⋯⋯但喺價值裡邊,我願意咁樣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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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若上天要我成為一台戲,希望香港人會睇

周冠威曾在訪問中被問到,若自己因拍攝了《時代革命》而被捕,想對香港人留下甚麼說話。他當時說不用,因為《時代革命》就是他的「遺言」,「我想講嘅都通過電影講哂」。

但我不太滿意這個答案:「如果直到你被捕一刻,香港人仍未機會睇到套戲呢?」

他聽畢後爆笑,想了一下,然後如此回答:「我知道香港人未有機會睇《時代革命》呢套戲,但如果我被捕嘅話,我自己就會成為一台戲。我唔想演出呢台戲,但如果上天要呢件事發生,咁我就會演好呢個角色。我希望香港人會睇呢台戲。」

(註1)演藝學院當時的入學要求為會考五科合格,包括中英文。
(註2)當時全港最大的租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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