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各種我認爲有價值的嘟文彙編

歷史學家 Robert Paxton在《解剖法西斯主義》（p.41）中提到：

「与其说法西斯主义与一套一致的、充分阐述的哲学有关，不如说与一套塑造法西斯主义行动的 "动员激情 "有关。在其底层，是激情的民族主义；与之相联系的，是一种阴谋論和善惡二元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一场正义与邪恶阵营、纯洁与腐败之间的战斗，而在这场战斗中，自己的社区或民族一直是受害者。在这种达尔文式的叙事中，被选中的人已经被政党、社会阶层、不可同化的少数人、被宠坏的仁人志士以及缺乏必要的共同体意识的理性主义思想家所削弱。这些 "动员激情"——大多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总是作为知性命题公开论证——构成了奠定法西斯主义基础的情感熔岩。」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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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法西斯主義》（p212）:

「無論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在斯大林的西伯利亞集中營或希特勒的毛特豪森採石場中死於斑疹傷寒、營養不良、精疲力竭或嚴酷審訊的感覺多麼相似，斯大林的政權與希特勒的政權在社會動力和目標上都有著深刻的區別。斯大林統治的是一個被布爾什維克革命徹底簡化的公民社會，因此他不必擔心繼承的社會和經濟權力的自主集中。希特勒（與斯大林完全不同）是在傳統精英的同意甚至協助下上台的，並在與他們緊張但有效的合作中進行治理。在納粹德國，黨與國家官僚機構、工業和農業經營者、教會和其他傳統精英爭奪權力。極權主義理論對納粹統治體系的這一基本特徵視而不見，因此傾向強化精英們在戰後的說法，即希特勒試圖摧毀他們（確實戰爭失敗的最後災難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希特勒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在其宣稱的最終目標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一個是提倡某優等種族的至高無上，另一個是普遍平等——儘管斯大林的惡劣和野蠻的變態行為傾向於使他的政權與希特勒的謀殺工具相一致。極權主義範式以中央權威為重點，忽視了法西斯主義中從下而上的謀殺狂熱。

把希特勒和斯大林作為極權主義者來對待，往往會成為某種比較式道德判斷的練習。斯大林的兩種大規模屠殺形式——魯莽的經濟實驗和對「敵人」偏執狂般的迫害——在道德上是否等同於希特勒試圖通過消滅醫學上和種族上的不潔者來淨化他的國家？

將斯大林的恐怖行為與希特勒的恐怖行為相提並論的最有力證據是1931年的飢荒，據稱這場飢荒針對的是烏克蘭人，因此構成了種族滅絕。這場飢荒，雖然確實是犯罪過失的結果，但對俄羅斯人的影響也​​同樣嚴重。斯大林極其任意地殺害所有他偏執地認為是 「階級敵人」（一個可以人爲改變的特質）的人，這種方式主要針對其同胞中的成年男性。相比之下，希特勒殺的是 「種族敵人」，這是一種不可補救的狀況，甚至連新生兒都會遭殃。他想清算整個民族，包括他們的墓碑和文化藝術品。本書承認這兩種恐怖都令人厭惡，但更強烈地譴責納粹的生物種族主義滅絕，因為它甚至不允許婦女和兒童得到救贖。」

《解剖法西斯主義》（p217）:

「儘管專制政權經常踐踏公民自由，並且能夠實施兇殘的暴行，但它們並沒有法西斯主義那種將私人領域化為烏有的衝動。它們接受保留定義不明但確實是私人空間的領域，予以傳統的 『中介機構』，如地方名流、經濟卡特爾和協會、軍官團、家庭和教會。這些機構——而非官方的單一政黨——是專制政權中社會控制的主要機構。專制主義者寧願任由民眾被動，而法西斯主義者則希望讓民眾參與進來，激發他們的熱情。專制主義者不願意像法西斯主義那樣輕易地干預經濟，也不願意開展社會福利項目。他們固守現狀，而非宣揚新的道路。」

《解剖法西斯主義》（p218）:

「法西斯主義可以定義為一種政治行為，其特點是對社羣衰落、屈辱或受害者身份的沉溺，以及對團結、活力和純潔的補償式崇拜，在這種情況下，某個由堅定的民族主義激進分子組成的大衆政黨，與傳統精英進行不穩但有效的合作，放棄民主自由，以救贖性的暴力和沒有道德或法律約束的方式，追求內部淨化和外部擴張。」

//作爲總結，我們應否把1930年代稱為日本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時代？我認爲應該，儘管其他歷史學家不同意。但在思考這些時代的歷史時，我們不應該被定義上的糾纏所困擾。1930年代的日本政治秩序該標籤爲 「法西斯」還是 「軍國主義」，並不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日本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動力和結果與歐洲法西斯國家的經驗有很多相似之處。

我們可以從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經驗中找出第二代現代化國家的共同反應。歐洲的法西斯模式啟發了在1930年代統治日本的人。這三個國家的統治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把被美化的國體（無論是 「德意志民族」還是大和民族）的能量轉化爲追求軍事霸權，封閉的經濟帝國，以及反民主、等級森嚴的國內政治、文化和經濟。日本和意大利的統治者，甚至——在較小的程度上——希特勒，也同樣地最終無法將所有現有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多元基礎溶入極權主義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