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各種我認爲有價值的嘟文彙編

// 身為一個牧羊牧了二十多年的人,當羊被用作羊群行為和缺乏個性的代名詞時,我在個人層面總是感到冒犯。在過去的八千年裡,我們一直在選擇羊群的溫馴性——先屠宰掉那些衝出畜欄、好鬥的羊。那麼,我們怎能轉過頭來污衊那個物種把正常群體行為和我們所刻意選擇的那些特徵組合起來?//

James C. Scott - Against the Grain_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p80

//有種簡單方法,可以斷定一名九千年前死去的婦女是否生活在種植穀物的定居社區,而非覓食者群體。那就是檢查她的背部、腳趾和膝蓋的骨骼。種穀村落的婦女有着零零舍舍彎曲的腳趾和畸形的膝蓋,這是因為她們長時間跪在地上來回搖晃磨製穀物。新的維生方法——今時今日稱為勞損——就通過諸如上述微小的方式,爲着新的目的塑造我們的身體,就像後來馴化的工作動物——牛、馬和驢一樣,牠們的日常勞役也在其骨骼留下痕跡。// p83

// 在「務農婦女」——婦女由於月經失血,所受影響最爲嚴重——中發現 大部分營養不良的情況,似乎都是由於鐵質匱乏。在農業[革命]之前婦女的飲食中含有大量的歐米伽-6和歐米伽-3脂肪酸,這些脂肪酸來自於野味、魚類和某些植物油。其重要之處在於協助吸收鐵質,以形成紅血球攜帶氧氣。相比之下,穀類飲食不僅缺乏必要的脂肪酸,實際上更會抑制鐵質吸收。因此,新石器時代晚期第一次越來越密集的穀物飲食習慣(小麥、大麥、小米)的結果是引致缺鐵性貧血,並在骸骨上留下明確無誤的鑑證學痕跡。//
p108

關注

//非定居人群通常有意限制自身繁殖。經常移動營地的後勤工作使得同時攜帶兩個嬰兒成為一種負擔,甚或不可能。因此,狩獵—採集者的生育間隔為4年左右,這種間隔是通過延遲斷奶、墮胎藥、疏忽照顧或殺嬰來實現。此外,劇烈運動與低脂肪高蛋白的飲食兩者合起來令青春期來得更晚,排卵不那麼有規律,更年期也更早到來。相比之下,定居的農業人口中,原先更短的生育間隔爲流動的覓食者所帶來的負擔,相對而言大爲減少,而且正如下文所述,孩子可成爲務農勞動力,價值也更大。由於定居,[女性]月經初潮來得更早;由於穀物飲食,嬰兒可以更早地斷奶,轉爲吃軟食;由於高碳水化合物飲食,[女性]排卵更多,婦女的生殖期延長。

鑑於農業社會相當脆弱,且受疾病拖累,農民相對於狩獵—採集者的人口「優勢」可能相當小。但記住在橫跨五千年後,[這微小的優勢]就像複利率的「奇蹟」一樣,最終引致巨大差異。//

p113-4

// 古代所有最早的、主要的農業國家——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河流域、黃河——的生存基礎都顯著相似。它們都是穀物國家:小麥、大麥,以及在黃河的情況下,小米。隨後的早期國家也遵循同樣的原則,儘管灌溉水稻和新世界的玉米加入爲主要糧食。這一規則的部分例外可能是印卡國家,它依靠玉米和馬鈴薯,儘管玉米似乎作為稅收作物占主導地位。//
。。。
//我認為,穀物和國家之間關係的關鍵在於,只有穀物可以作為徵稅的基礎:可見、可分割、可評估、可儲存、可轉運和 「可配給」。其他農作物——豆類、塊莖和澱粉植物——也有一些與國家相適應的良好特質,但沒有一種具有上述所有優勢。為了理解穀物的獨特優勢,我們設身處地爲古代徵稅官員想想,首先對徵收的便利性和效率感興趣。//

p128, 130

// 穀物在地面上生長,並在大致相同的時間內成熟,這使任何徵稅人的工作變得更加容易。如果軍隊或稅務官在正確的時間到達,他們可以在一次行動中切割、脫粒和沒收所有收穫。對於敵對的軍隊來說,穀物使焦土政策變得更加簡單;他們可以燒毀可以收穫的糧田,使耕種者逃跑或挨餓。更妙的是,徵稅人或敵人可以簡單地等到莊稼脫粒後儲存起來,然後沒收糧倉裡的全部物品。實際上,在中世紀十一稅的情況下,耕種者要把未脫粒的穀物集中在田裡,徵稅人將從中每十穗抽一。

將這種情況與主食為馬鈴薯或木薯/木薯等塊莖的農民的情況相比較。這種作物在一年內成熟,但可以安全地在地裡多留一兩年。可以按需要挖出來,並將剩餘部分埋在生長的地方,即地下。如果軍隊或收稅人想要你的塊莖,他們將不得不像農民那樣把塊莖一個一個挖出來,然後他們就會有一車馬鈴薯,而它們的價值(無論是熱量還是市場價值)遠遠低於一車小麥,而且更容易變壞。// p130

// 有著長期實地國家管理經驗的農民總是明白,國家是一台記錄、登記和測量機器。因此,當政府測量師帶著平板儀來臨,或者人口普查員帶著筆記板和調查表來登記家庭時,農民就知道徵兵、強迫勞動、沒收土地、徵收人頭稅或對農作物土地徵收新稅等形式的麻煩快來了。他們隱約明白,在壓迫體制的背後是整堆文書工作:清單、文件、稅單、人口登記冊、法規、要求、命令——這些文書工作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神秘的,是他們無法理解的。在他們心目中,文書與他們的壓迫來源等同,這意味著許多農民動亂者的第一個行動就是燒毀存放這些文件的地方檔案館。農民知道國家通過保存記錄來監察其土地和臣民,他們暗地假設弄瞎國家可能可以結束自身的困境。正如蘇美爾人古語有云:「你可能有國王,你可能有領主,但你要害怕的是收稅吏」。// p139-140

//其中一個將國家管理和文字聯繫起來的有力證據是,在美索不達米亞,文字在反映一般與之掛勾的文明輝煌——文學、神話、讚美詩、國王世系、編年史和宗教文本——之前,楔形文字似乎已用作記賬超過五百年。例如雄麗的《吉爾伽美甚史詩》可以追溯到烏爾第三王朝(約公元前2100年),這足足比楔形文字首次用於國家和商業目的遲一千年。// p141

// 某些蘇美爾人的政體,特別是烏爾三世王朝,看起來像是指導—控制型經濟,極其中央集權(紙面上--或者該說,在石板上),軍事化和團練化,類似於我們所知的希臘城邦中軍事化的斯巴達。// p143

發現James Scott一個小錯誤哈哈
他似乎把秦始皇和商鞅兩人合一了

他腳注聲稱這裏引用的是Mark Edward Lewis的《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Qin and Han》274頁

但我查過,那頁是Lewis的腳注來的,也看不出Scott是如何引用 lol

另外他引用司馬遷應該是《史記。商君列傳》的「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

// 漢代的宮廷史學家司馬遷,對秦始皇商鞅把其國家打造成嚴酷的戰爭機器 給予好評。 「他為田地開闢了 『阡』和 『陌』(橫向和縱向的通道),並設立了邊界。」「他平衡了軍捐和土地稅,規範了容量、重量和長度的衡量標準」。 // p145-6

簡而言之
沒有國家和資本
卷個屁

躺平根本人類天性好嗎

//早期國家治理要做的,無非就是收集人民,把他們安置在權力核心附近,把他們關在那裡,讓他們生產出超過自身需求的盈餘。
。 。 。
在國家雛形創造這種剩餘之前,這種剩餘是不存在的。更確切地說,在國家提取和占有這種剩餘之前,任何可能存在的潛伏的額外生產力都在休閒和文化發展中「消耗」了。在像國家這樣更集中的政治結構建立之前,盛行的是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講的家庭生產模式。一個團體——無論是部落、部落、家族還是家庭——所控制的資源-——土地、牧場、狩獵,對所有成員開放的。只要不是踢某人出羣體,就不能阻止他直接和獨立地獲得有關群體所支配的任何生存資源。在沒有強制力或資本主義積累的情況下,人們在溫飽標準以上就沒有動力生產。也就是說,沒有需要更辛苦地務農。 A. V. Chayanov以令人信服的實證細節證明了這種農民經濟的邏輯,他特別指出,當一個家庭的工作成員多於不工作的家屬時,一旦保證了溫飽,整體工作強度就會減少。// p152

// 對於羅馬人和唐朝來說,部落是種特殊的行政單位,與其所指的人民的特點幾乎沒有關係。許多所謂的部落名稱都是簡單的地名:某特定的山谷、山丘、河流、森林。在某些情況下,這個詞可能指定了該群體的特徵——例如,羅馬人稱某群體為Cimbri,意思是 「強盜」或 「土匪」。羅馬人和中國人的目的都是為了找到,或者說,如果找不到的話,只是為了指定一個領袖或首領,讓他隨後對其人民的福祉負責。在 「以夷制夷 」的中國制度(土司)下,一個附庸酋長被任命,賜予頭銜和特權,並爲 「他的人民 」向漢族官員問責。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行政上的杜撰物可能會有了自己的生命。虛構的東西一旦創設,法院、朝貢、下級土著官員、土地記錄和公共工程就會將之制度化,從而構建起土著生活中與國家接觸的那部分。最初由行政命令憑空捏造出來的 「人民 」可能會有意識地、甚至是帶抗爭意味地採納這種身份認同。在凱撒的演化規劃中,如前所述,部落先於國家存在。鑑於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情況,更準確的說法是,國家先於部落,事實上,國家很大程度上發明了「部落」這個統治工具。//

p236

facebook.com/rainchamber123/po

鄭紹鈺:
//筆記--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的勝利:經濟學研究指出國家起於菁英對穀農的剝削

經濟學家的老祖宗亞當斯密認為,因為人類進入農業,生產力進步,而社會變得複雜,生產力提升的剩餘,讓土地菁英得以征稅,漸漸演化出國家這種科層結構。問題是很多地方的生產力有所進步,卻沒有國家這種科層制度的誕生。這說法可以簡稱「土地生產剩餘論」。
而歷史學家/人類學家James Scott(《反穀》的作者)則提出來:古老的國家都是建立在穀物的種植上。跟根莖類不同,穀物收成有季節性,如米、麥,而收成後容易儲存而相較不易腐敗,這兩點使得種穀物的農民更容易被菁英掠奪,因此第二個說法認為,土地菁英起於穀物易於存放跟榨取,所以等於是「土地剝削論」。

最近經濟學頂尖期刊JPE一篇刊出的新文章The Origin of the State,基本上實證結果是支持James Scott他們的說法(這篇應該只有審一年,以JPE來說是非常快)。

利用了巨量的資料(從業人員如我,看到都會為他們的RA落淚),基本上他們可以去研究世界各地的「穀物」誕生跟「國家起源」跨越數千年的影響,穀物誕生跟國家當然是內生的,所以他們利用每個地區天然的氣候、土壤,去估算出每個地區「種穀物相較其他作物的天然優勢」,用這當作工具變數,來去問「一個地區以種穀物為主」的話,是不是更容易看到國家誕生,他們同時也觀察土地生產力本身的影響。

其研究結果指出,土地生產力本身高低不影響國家誕生(其實是有點負相關)。國家興起取決於有沒有該地區有沒有種穀物(aka穀物相較於其他作物的生產力)。而作者的另一個實證策略,便是去觀察各個歷史事件,是否於他們觀察一致。
比方說,他們也研究了歷史學家會關心的「農業文明起源」,發現國家興起只有跟到穀物起源的距離有關。

另外,以歐洲為例,一直到西羅馬帝國衰亡以前,穀物對國家的預測是蠻一致的(但日耳曼蠻族入侵讓這邊的國家大規模消失,outcome variable被弄不見了阿)

最後,以哥倫布大交換為例,因為哥倫布大交換,會影響到不同地區穀物的比較優勢,作者們的研究也展示出了,哥倫布大交換也進而影響了國家誕生區位的轉移。

某方面來說,隨著實證研究普及,很多經濟學老祖宗的智慧一直被修訂,至今在臺灣還是看到不少人會拿經濟學50年前到100年前的研究罵現在的經濟學者,是有點拿明朝劍斬清朝官的味道。

題外話,最近馬的起源被科學家發現了,再加上輪子現有的研究,我一直跟做古代史的朋友說we should think about it,這跟整個亞洲的興亡有什麼量化可以著墨的地方,真的可以仔細想想看。
//

@amokhuxley warwick.ac.uk/fac/soc/economic 应该是这一篇,还没来得及仔细看。不过乍看上去,这两个观点一个是关于被剥削的粮食是如何可能被生产出来的,一个是关于有了剩余的粮食之后是如何可能进行剥削的,并不冲突呀。

@HuangTang

兩種看法似乎是有不同的
因爲Scott的論點是,就算能被剝削的多餘糧食生產出來了,但視乎食物種類,不一定能被剝削

如果是Smith的立場的話,就沒有這個考慮,只要生產力提升有剩餘。就自然能被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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