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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臺與言論自由——或言論自由本身——之我見》

之前我轉載了一篇文章,在法律層面上分析爲何 twitter禁言不算侵犯法律上的言論自由權利
g0v.social/web/statuses/105523

那篇文章並不完整反映我的立場
我沒有即時補上意見,是因爲我的立場有點複雜,而我太懶~

我不認爲現在社交平臺的禁言政策有多理想
但我亦不認爲將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直接拓展到社交平臺用戶,將社交平臺與政府等同就可以解決問題

我對言論自由的理解
也是連繫到共和主義式自由觀
(《共和主義的自由》g0v.social/web/statuses/105333

社交平臺對用戶禁言的權力,並不受用戶問責,即使申訴,最後決定權也在社交平臺公司身上(具體上是審查員外判商,之前新聞報導過,工作環境相當惡劣)
這種異化的權力來源,很容易構成「任意」的限制
而實際上亦確實如此,社交平臺的禁言標準飄忽不定
考慮到社交平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加上現實條件對替代選項的限制(用戶慣性、社交網絡遷移的難度 etc)
社交平臺對用戶言論自由構成的宰制不容忽視

解決方法 我想到的無非兩途
社交平臺完全/儘可能不禁言
社交平臺 民主化

很多人提議將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拓展到社交平臺用戶
其實就是後者,基本上令社交平臺的言論審查降到最低

共和主義者對此的批評是
宰制不止來自政府、私人公司
也可以來自其他用戶
畢竟網絡並不是與社會割裂
社會結構的不平等,一樣會蔓延至社交平臺

我理解的言論自由
不僅是發表言論的自由
還需要社會條件的配合
如傳播言論的途徑(所以社交平臺雖然不是政府,但其禁言削減人發言渠道,是對實質言論自由的限制)
以及 言論被認真看待的機會——(1)

在牆國裏面
也可以對着空無一人的房間罵共產黨啊,你的嘴巴能動,但沒有人聽見;這言論自由稱不上有多大意義

粗淺地借用speech act theory
言論並不僅是陳述資訊;言論本身也是一種行爲,有其效果
(教科書例子:在婚禮現場說「我願意」,不只是陳述自己心意,在社會脈絡下也是有法律效果;
又例如恐嚇某人「你不刪帖的話我就通報國安」,說話者的用意也不是陳述自己的計劃而已,想達到的效果是影響對方的行爲。)

同樣道理,某些言論就是用來嚇阻、貶低、排斥其他羣體,將ta們排斥於討論以外(例如一般指的仇恨言論)——(2)

(1)和(2)意味着
有些言論放任不理
只會造成對其他人言論自由的損害
而我認爲禁言是其中一種可以接受的處理手法,只是權力要受到 受權力影響者 的問責 (the power shall be held accountable to those subjected to it)

建議:

民主化 的 具體做法我不太肯定
初步構思是 抽籤式民主(sortition)
從用戶中隨機抽樣生成 陪審團之類的團體
與平臺營運方共同參與社羣管治

或者更徹底的就是把社交平臺公有化(留意不是國營/官營化)
最近留意到外國有討論以public-common partnership的方式管理 公共基建
novaramedia.com/2019/07/10/how

我覺得可以參考
理想情況下
網絡實體基建也以這種公有化的方式管理

plato.stanford.edu/entries/spe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patterns of social inequality can prevent members of certain groups from performing the speech acts they would choose to. Building on and refining McKinnon’s (1993) claim that pornography silences women, Langton (1993), and Hornsby and Langton (1998) argue that the industry and consumption of pornography deprive women of the ability to perform the speech act of refusing sexual advances. ..

..Refusing is a speech act, but if large enough numbers of men deny uptake (with such thoughts as, “By ‘no’ she really means ‘yes’,” etc.) then, these authors argue, women’s attempts to refuse sexual advances will be characteristically inert with respect to the speech act of refusal. Women will still be able to attempt to refuse sexual advances, and can still try to prevent them by physical means, but a crucial illocutionary form of protection will be closed to them. ..

...So too, apartheid, Jim Crow, and even patterns of discrimination of which the perpetrators are not consciously aware, can deprive racial,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y groups of the ability to perform speech-act types requiring uptake. These phenomena are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illocutionary silencing.//

相當清楚地用speech act theory解釋爲什麼某些女權主義者反對 色情作品(僅指具有暴力成分那種)

(雖然我不是完全認同立場

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22

// 蘭頓認為,這個例子反映出言論可以將他人置於從屬地位,而這樣的言論有如下特徵:它將人分成三六九等,將某些人列為次等人;它合理化針對「次等人」的歧視行為;它剝奪「次等人」的重要權力。最後,這樣的言論還必須具備一個條件:說話的人具有權威。
那麼,色情作品是否符合這些特徵?我們可以認為,反色情法案所定義的色情作品將女性列為「次等人」,合理化對女性的歧視和暴力。但這些認定的前提是,說話的人具有權威。這裏,最大的爭議出現了:色情作品的創作者具有權威嗎?自由主義者往往認為,色情作品的創作者是無權無勢的小眾群體,不被主流社會認可,因此為色情作品辯護就是捍衞弱勢群體的自由。而麥金農等女權主義者聲稱,色情作品是「統治者的聲音」(voice of the ruling power)
//

// 然而蘭頓指出,色情作品作為一種言論行動,不僅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還扼殺了女性的某些言論行動。這種扼殺不是單純令女性無法開口說話,而是讓她們的話「不算數」了、讓某些話變成對女性而言「無法言說」(unspeakable)的。
//

//蘭頓指出,色情作品為女性的言論設限,它規定了女性什麼樣的話算數、什麼樣的話不算數。在色情作品中,女性的「拒絕」是不存在的,「好」是同意,「不」也是同意。色情作品扼殺了女性的「拒絕」,將「拒絕」變成了她們「無法言說」的事。
「抗議」的例子則更耐人尋味。蘭頓指出,色情作品有「自我強化」的特點,當一個女性試圖抗議自己遭遇的性暴力時,她的言論可能會變成另一種「色情作品」。例如前文提到的Linda Marchiano,她將自己遭遇的性暴力寫成一本書,講述她作為色情片女演員,如何在被毆打、下迷藥、虐待等情況下被迫演出。然而,這本書卻被當作色情讀物來宣傳,書中「色情地獄的囚禁」等字眼,竟然諷刺地成為賣點。
//

我想到的典型例子
是日本AV的經典臺詞:「口裏說不身體很誠實」

這句臺詞已經成爲常見的口頭禪(起碼在我的生活圈內)
很多時候是沒有性意味的,純粹就是形容某人口是心非

但有時也會在風化案新聞的留言區見到這句說話🤦‍♂️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方可成 的看法
也是很詳盡

// 作為私營企業,科技巨頭的確沒有手握公權力,的確不能成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制約的對象。但是我們面對的事實是,這些巨頭實際上手握的權力,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公權力了。

這對中國大陸的人們來說,可能沒有那麼容易理解。畢竟,中國政府不允許Faceook進入,扎克伯格就沒有辦法;政府臨時叫停螞蟻金服上市,馬雲也只能認了。但是,對於世界上很多沒有那麼強的政府來說,它們的力量也許真的還比不上Facebook。這家公司擁有27億用戶,只要在算法上做一點點的改變,就可以影響千萬人接收到的信息,可以左右千萬商家抵達顧客的方式,可以改變千萬人的社交關係。它承載的虛假信息,可能改變一個國家的選舉結果,在緬甸等發展中國家,這些虛假信息的流傳更導致了族群之間慘烈的流血衝突。

我們不應再假裝Facebook、Twitter等科技巨頭是普通的商業公司。它們對社會和公共生活的影響力太大了,這不僅是因為它們的用戶數巨大,更是因為在這些平台上流通的是信息,是言論,是關係,而這些都是組成公共生活的基本元素。//
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11

學者黎蝸籐 的看法

facebook.com/dddnibelungen/pos
// 在這次國會山事件中,我支持臉書和推特的做法。
我尤爲反對歐洲國家所謂的,由政府決定哪些言論應該被刪除的説法。
在某種意義上,社交媒體掌握了重要的權力。但必須注意到,
A)社交媒體不是壟斷性的。我們也要利用反托拉斯法去避免這種壟斷。
B)社交媒體沒有公權力,
C)社交媒體并不壟斷傳播途徑。傳統媒體(電視、廣播、報紙、書籍,甚至社交媒體之外的論壇,網站等)在通路上,也是他們的競爭對手。
D)社交媒體還受到公權力的壓力。通過國會聽證和立法等方式,迫使他們做出改變。事實上,這幾年來,推特和臉書也都在壓力下不斷改進。
社交媒體有一定的權力,不是壞事,它能在checks and balances方面,繼續對政府分權。我們如果能接受傳媒是第四權,那麽爲什麽不能接受,社交傳媒是第“4.5權”?//

詳細:
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

劉維人 討論 公共監管社交平臺之合理性

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

// 同樣的,「反壟斷」方法有時候也不適用於基礎建設。假設神燈巨靈某一天突然把臉書拆分成五個不同的社群網絡,把谷歌拆分成三個彼此獨立的搜尋引擎,並且用魔法防止它們重新融合,這位巨靈很可能只會讓我們搜尋資料時變得更不方便,資訊更難流通。而且政治變得更極化,因為五個社群網絡各自聚集政治立場不同的人,每個網絡都是一個平行世界。

因為基礎建設有上述特性,傳統上的處理方式就是把它變成公營事業,一方面讓它繼續維持龐大的市佔率與生活必要性,一方面讓民主程序產生的代表或機構去防止它出包。 但這招對科技公司與社群媒體行不通,這些公司早已經跨越國界,而且旗下某些產品與服務之所以會成為當代的社會與資訊基礎建設,正是因為跨越國界。

國際社會不可能允許任何國家或任何一群國家將其納為己有;而根據目前的國際現實,也不太可能讓聯合國去監理這些產品和服務。反倒是以國家出面要求這些公司在該國的服務符合某些規範,至今就已經有許多成功例子。這正符合公共監理的原理,也是公共監理可以考慮使用的方法。//

莫哲暐(香港海外研究生民主聯盟成員、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博士生)在諷刺川粉之餘,也討論 BigTech與言論自由

m.mingpao.com/pns/%E5%89%AF%E5

我們談談言論自由吧。首先幾項事實:(一)Twitter永久封鎖Trump的帳戶;(二)Twitter未有封鎖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帳戶,但刪除了其關於維吾爾族人政策的外宣;(三)facebook旗下的instagram早就封鎖車臣鐵腕獨裁者Ramzan Kadyrov的帳戶。究竟要如何理解這幾項事實?在Trump被封帳戶後,Trump教團團友義憤填膺。中國民運至高代表王丹揶揄「左派」,說他們高呼「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只是對盟友而言;而他自己則願意「誓死捍衛」不同意見者的言論自由。然而「丹丹老師」並未有為中國駐美大使館伸張正義。不少團友說:為何不也封鎖大使館的帳戶?但他們同時說:Twitter和facebook無權審查任何人的言論。我的問題是:那麼對於團友而言,科網企業究竟有無權力封鎖中國大使館和Kadyrov的帳戶?他們永遠說不清。

首先,我反對Twitter永久封鎖Trump的帳戶。我不相信有人應該永久失去某種發聲渠道。此其一。然而,言論自由有限制,這是我一貫立場,從來無變。仇恨言論、誹謗等,應該受限。此外擁有公權力的人,也應受更多限制。正如李怡2013年寫道:「除了言論作為行動的部分會受限制之外,言論自由的另一限制是對掌權力者的限制……對於泛民議員批評港府將中央官員講話當金科玉律,梁振英問:是否要完全不理中央官員的意見?建制派議員說,難道中央官員講話都沒有自由?答案應該說:正是。」美國在任總統擁有極大權力,可以發射核彈,因此其言論自由應該比一般市民的受更多限制(偏偏無數人卻非常關心他被某個民間企業禁言,為其呼喊,彷彿他失去了Twitter就失去所有發言渠道,真的諷刺)。

繼而衍生另一個問題:如何監管?我的立場:監管言論的權力,不應該交給科網大企業。這些企業壟斷市場,成為不受制約的怪獸,他們管理公共空間,卻不受民主監督。然而,這其實正是右翼所推崇的「自由市場」,他們今天卻要反了(此前我可沒見過陶傑如此猛烈批判過「自由市場」)。我一直都反。美國民主黨進步派參議員Elizabeth Warren,早就提出一套政綱,挑戰科網霸權,要將其瓦解,加強民主監督。facebook上年就曾審查兼隱去了Warren的競選廣告。當然,Warren反Trump落力,早就被打成是deep state和左膠了。有興趣的話,可以搜尋Here's how we can break up Big Tech和。這是我提供的證據。監管應該交由經過民主、公開、透明程序所訂立的法律。

學者黎班的看法
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20
在法院沒有表示意見的情況下,學者們從言論自由的法理中整理出三種看法:第一種是認為科技公司已經取得了接近政府的地位,所以他們管制言論的行為必須要受到憲法的制約;第二種是認為科技公司本身調整、管制使用者言論的行為是一種受保護的言論,類似於報紙編輯對於意見評論擁有改動、編輯的言論自由;第三種是將科技公司視為電視、廣播平台的提供者,他們比起報紙或是普通市民需要受到更多的政府管制而且這些管制不會違反他們的言論自由權。

提出第一種看法的學者是借鑒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在1946年的Marsh v. Alabama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認定如果私人公司提供各種公共服務,那這個私人公司應該要如同政府一樣受憲法言論自由條款的約束。簡單來說,經營平台的公司就必須要像政府一樣遵守憲法所設下的言論自由保護界線。但這個論理似乎不受美國最高法院的親睞。在2019年的Manhattan Community Access Corp. v. Halleck中,最高法院以5比4的差距認定運營公共頻譜的電視台並不是需要受憲法言論自由條款約束的公司。

提出第一種看法的學者是借鑒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在1946年的Marsh v. Alabama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認定如果私人公司提供各種公共服務,那這個私人公司應該要如同政府一樣受憲法言論自由條款的約束。簡單來說,經營平台的公司就必須要像政府一樣遵守憲法所設下的言論自由保護界線。但這個論理似乎不受美國最高法院的親睞。在2019年的Manhattan Community Access Corp. v. Halleck中,最高法院以5比4的差距認定運營公共頻譜的電視台並不是需要受憲法言論自由條款約束的公司。

與第一種論理完全相反的是第二種看法,持這種看法的學者們認為科技公司不但不受憲法言論自由條款所規範,他們還完整享有言論自由條款所賦予的權利。這種法律論理首先把「言論」的定義放的很寬,科技公司用以實現演算法的程式代碼在這套法論解釋下都被認為是可以傳達意義的言論。而科技公司運用這些演算法去改動、調整使用者貼文的行為則類似報紙編輯檯,受到言論自由條款的保障。總體來說,持這種看法的學者認為社群媒體、搜索引擎自己會有市場機制去競爭、淘汰不好的公司,完全不需要政府介入網絡言論的管制。但當工程師使用複雜度較高的非監督式機器學習時,自己常常都無法解釋模型具體如何運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還有必要將這些代碼視為言論嗎?再者,網絡言論目前似乎是處於市場失靈,一昧相信競爭可以解決問題怕是緣木求魚。

第三種法律解釋是將社群媒體視為經營特許公共服務的承運商(common carrier)進而正當化管制。公共服務承運商是普通法下的法律概念,傳統上指提供公共交通服務或是載送貨物的商家。這些商家有義務載送所有付得起運費的顧客而不可以選擇性地提供服務。這一概念在美國的司法體系中被延伸到無線通訊的領域。在1969年的Red Lion v. FCC 判決中,美國最高法院認定聯邦通訊委員會的平等待遇規則合憲,因為無線電頻譜是稀缺資源,所以政府可以進行更高密度的管制而不違反言論自由條款。在這些圍繞法律解釋的論理中,更重要的是政府怎麼管的問題。

很有趣的想法!
果然 Mastodon 的構思很超前

// 但史隆商學院的埃若教授不這麼想,他認為如果沒有適當的管制的話,以廣告收入為商業模式的網絡公司無可避免地會落入當今谷歌、臉書以及推特的困境。在眾多的管制提案中,埃若有一個提議特別的有趣,他認為應該要立法強迫一定規模以上的網絡科技公司開放使用者資料使用權限,讓使用者的資料可以跨平台使用(interoperability)。//

// 跨平台使用的想法是從針對80年代的電訊業管制而來的,當年不同的電訊公司間的電話號碼是不能跨平台使用的,也就是說如果我用了A公司的通訊服務,當我想要換到B公司時不能把我的電話號碼帶着走而只能使用B公司給的新電話號碼;這樣不相容的平台就讓使用者鎖死在既有的A公司服務中,進而阻礙可能提供更好產品的B公司進入市場。現在的網絡科技公司也有相同的問題,我們不能把對話記錄或是朋友網絡從A平台無痛轉移到B平台上,這樣的狀況讓我們被鎖死在既有的社交媒體平台上並且阻礙了社交媒體平台間的競爭。//

// 更重要的是,社交媒體平台的價值來源除了是使用者人數外,更重要的是社會網絡密度——我們滑臉書、微信朋友圈或是推特的原因不單是因為上面有各式各樣的資訊,而是因為上面有我們認識的人的資訊。如果個人的社交網絡沒有跨平台使用性的話,任何新進的競爭者可能都無法有效地與既有的業界龍頭競爭。因為這些原因,埃若認為單單把臉書分拆是不會促進競爭,而必須要搭配跨平台管制以及對230條款的修正等等其他措施才能避免臉書帶給我們的負面社會成本。//

hbr.org/2020/09/breaking-up-fa

Making social networks interoperable and giving consumers the right to export their data.

To foster competition, we need legislation that makes social media networks interoperable and allows consumers to take their data and their social networks to competing companies, as happen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Number portability made cellular services more competitive: When the European Union insisted on the ability to take your mobile number, and thus your network of contacts who knew you by that number, to other services in the early 2000’s, the policy increased economic welfare by 880 million euros per quarter across 15 EU countries, accounting for 15% of the observed increase in consumer surplus from 1999 to 2006.

Interoperability also leveled the playing field in chat messaging. When the FCC forced AOL to make AIM interoperable with Yahoo, MSN Messenger, and others in 2002, AOL’s market share in instant messaging fell from 65% to 59% one year later, to just over 50% three years after that.

In 2018, AIM ceded the entire chat market to Apple, Facebook, Snapchat, and Google. Legislation like the bipartisan ACCESS Act would do the same for social media, forcing platforms like Facebook, Twitter, and Pinterest, to make their social networks interoperable and giving consumers the right to export their data.

美國法院早前裁定前總統特朗普在推特上封殺追隨者的行為違反了第一修正案,今日遭最高法院撤銷,下令將此案作為無意義的案件予以駁回,因為Trump現在已經不再任職。

雖然最高法院沒有對案件的是非曲直做出裁決,法官Clarence Thomas在附和意見書中寫道 Twitter和其他數字平台對言論的 「史無前例 」的控制力必須在未來得到解決。

axios.com/trump-twitter-suprem

supremecourt.gov/orders/courto

「中學生在網上講粗口應否被罰?」lol

facebook.com/nylawyernotes/pos

// 在上星期三,美國最高法院聆聽了Mahanoy Area School District v. B.L.一案的口頭辯論。事緣是2017年,一名叫B.L.的高中女學生落選其公立高中的啦啦隊,只能參加次級隊伍。然後14歲的她做了一件14歲會做的事 - 跟朋友一起舉中指拍照,並附上Snapchat描述“Fuck school fuck softball fuck cheer fuck everything.” 有同學向教練舉報,校方認為B.L.的行為有違學校規則,並停止她參加啦啦隊一年。之後,B.L.的父母在公民權利團體ACLU的幫助下向聯邦法院起訴學校,指控學校作為公立機構違反了其女兒的言論自由。原審法庭及聯邦巡迴上訴庭都同意原告立場,學校並上訴到最高法院。

此案爭議在於B.L.的言論是否屬於學校審查的範圍內。上訴方的主張是,學校在法律上一直都有權力對有違紀律、騷擾性的校外行為作出處分,何況學校在聯邦法律下有責任去處理歧視及騷擾等校外行為,所以學校的審查範圍本來就不限於校內。

另一方面,B.L.一方認為基於內容的言論審查屬於違憲,而儘管學校有權對校內行為作出監管,若判定學校權利能延伸到學生全天候的言論的話就會損害學生的言論自由。況且,B.L.的Snapchat言論並非對學校作出,只是傳給朋友。

該案也吸引了很多amicus curiae(法院之友)參與。例如Biden的聯邦政府就採取了一個很中規中矩的立場,認為校方不能問責學生的校外言論,但亦認為有些校外言論應被視為學校言論而受監管,例如威脅或針對學校社群某些成員的言論。聯邦政府亦提出了一系列建議,認為不同類型的言論應受不同的標準所審查。訴訟雙方也各自有支持者。例如反對網路暴力的團體指出此案並不僅事關啦啦隊,而且是關乎公共學校數以千萬計的學童會否成為愈益嚴重的網路暴力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保守派團體則認為學校不能審查言論,也不應有權力隨意定義哪種言論屬於有違紀律。//

//加拿大C-10法案新進展:前幾天說不會影響個人創作者,最新說明(見鏈接)是如果個人創作者在網絡平台(YouTube,Instagram,tiktok等)粉絲非常多並有盈利的話也要等同於廣播電視節目一樣受到監管:要么創作更多加拿大內容(依然不明這個標準是什麼)要麼被罰款。哪怕你是靠上傳貓貓影片遊戲影片成為都百萬youtuber,你並不一定會被豁免,由獨立機關個案決定。//

bgme.me/@L_Akira/1062056125066

ctvnews.ca/mobile/politics/min

facebook.com/nominalism/posts/

黃小竹:
// "The ethics of communication bears on speech acts rather than speech content." (O'Neill, 2018: 7)
「溝通的規範是針對語言行為而非針對語言的內容。」
我認為這簡單的一句話就完全捕捉到我對言論自由的理解。在二十世紀末時,Jennifer Hornsby 和 Rae Langton 借用了 J. L. Austin 的語言行動理論,主張言論自由不能只保障言論內容的表達自由,更應該要保障語言行動的自由。並基於這個論點主張色情言論的流通侵害了女性的言論自由,使得女性無法自由或自主地行使「拒絕(性邀約)」的語言行動。
這樣的主張其實是把言論自由視為一種積極自由,而根據 Ronald Dworkin 和 Caroline West 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這樣做會有什麼不好的後果(相關討論可參考鄭光明,2013)。

雖然 Hornsby & Langton 的想法看起來行不通,但這不表示利用 Austin 的語言行動理論來瞭解言論自由的進路是失敗的,相反地,我認為它其實提供了一個能讓我們把問題看得更清楚的觀點:
就像我開頭引用的那句話所說的,溝通的規範,或者說言論的規範,其實不應該是針對言論的內容,而是針對語言行動。也就是說,言論自由所保障的僅僅是言論的內容:任何人無論要發表任何內容的言論,其自由都應該被保障;或者說,任何人的言論都不應該因為其內容而被規範或限制。
而它的反面就是在說:如果要限制或規範一個人的言論,只能是基於該語言「行動」本身的特性而為之。

舉例來說,考慮以下兩個情境:
我跟地下錢莊借了高利貸,還款期限到了而我卻遲遲沒把湊出來的錢交出去。此時,
【情境A】
林識身為地下錢莊的打手,到我家來跟我討債,他掄著他沙鍋大的拳頭,抖了抖他的兇肌,對我烙下狠話:「如果你今天再不把錢交出去,我保證你會死得很難看!」
【情境B】
林識身為我的好朋友,雖然在地下錢莊工作,但還是很擔心我的安危,因此他在知道錢莊今天會派兇狠的打手來向我討債以後,就趕忙先跑來警告我說:「如果你今天再不把錢交出去,我保證你會死得很難看!」
在情境A裡,林識的語言行動很明顯是在以暴力恐嚇我把錢交出去,而這樣的行為明顯觸犯了刑法上的恐嚇罪;但在情境B裡,林識只是提前來警告我事情的危險性,並不是要用武力恐嚇我交錢,所以沒有觸犯刑法恐嚇罪的嫌疑。
明明在兩個情境中,林識的言論內容是一模一樣的,但基於脈絡的差異,使得其中一種情況下他的語言行動是恐嚇,而在另外一種情況下則是事先的預警。這兩個例子的差異應該足以說明「溝通的規範是針對語言行為而非針對語言的內容」是什麼意思。

而在這樣的理解下,我們將能更清楚地知道,要證成任何對言論進行規範的法律或政策,都應該先問清楚:這個政策是根據言論的內容還是根據言說者透過言論所執行的行動來規範或限制言論?只有後一種規範或限制是需要考慮的,而前一種規範或限制則會抵觸言論自由之保障。
參考資料:
Hornsby, J. & Langton, R. (1998). Free Speech and Illocution. Legal Theory, 4(1), 21-37.
O'Neill, O. (2018). Linking Trust to Trustworthi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26(2), 293-300.
鄭光明(2013)。〈什麼是言論自由:一軸觀點〉。《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5,63-110。

//

facebook.com/krisnight/posts/4

朱家安:
// 幾年前有個單位找我跟某個反同人士對談。是那類很正常平常就會找我演講的單位,單位本身也沒有極端立場,他們說希望促進討論,我也相信他們是真心的。

但我不想跟反同人士講話,所以回說我沒空。這是我少數跟窗口撒謊的例子,我不想讓人覺得我心胸狹窄。

當時我是真的相信找反同人士對談可以促進討論,是該做的事情,只是我自己不想參與。

當時我對討論有很正面的看法,認為只要不洗版謾罵,不管怎樣的言論都值得認真看待。我覺得自己推廣哲學,理想上應該要對所有立場都抱持開放態度。對方發表歧視言論,或是態度很差,我也會盡量好好跟他說。(盡量啦)

現在我已經不那樣想了。屢勸不聽的歧視言論我會封鎖,謾罵當然也是。對於空有立場卻沒誠意說明的人,我會說「你要說教的話可以不用留言」。

過去我對言論很開放,但我發現這種開放會被濫用,搞得好像那些沒禮貌的言論、不吝於攻擊人的人的言論、根本沒論證的言論,就跟其他努力試圖說明自己看法的言論值得同樣認真對待。

如果你對於惡劣、不講道理、歧視的言論好聲好氣,你就是在傳遞一種訊息,說這些言論至少跟那些普普通通平鋪直述的言論一樣好。

我們不該傳遞這種訊息,因為:

1)言論內容會改變討論場域的權力分配。如果你允許厭女言論,那你板上女性的發言就會減少。你以為你對所有立場開放,其實你是在默許厭女者侵蝕女性的發言權力。

2)言論內容會改變社會。言論會強化刻板印象,而有些刻板印象會自我實現。

3)如果某些言論在社會上滿地都是,那麼就算你封鎖這些言論,也根本不算是「躲在同溫層」。其實很多時候當你被罵「躲在同溫層」的時候,根本沒有同溫層可以躲。

再多嘴一下,其實我認為「走出同溫層」的呼籲有些時候是在譴責受害人。想一下,哪些人不會被別人呼籲要走出同溫層:主流的支持者、傳統的一方、支持維持現狀的一方,以及既得利益者。
//

據報 面書準備在演算法中降低政治言論能見度,已於美國、加拿大、巴西、印尼等地試行,用戶反應正面,目前準備擴展至西班牙、愛爾蘭、瑞典。

新措施下,面書用戶需要主動參與政治羣組,以避免演算法造成同溫層。有組織歡迎此舉,但質疑「政治羣組」的定義不夠明確。

在降低政治資訊能見度下,目前相信首當其衝的是新聞專頁。有新聞組織警告,新措施下面書可壓制某類內容,會導致「滑坡效應」,大科企將主宰歐洲人能看什麼

euractiv.com/section/digital/n

歐洲動態://《華爾街日報》星期一報導,Facebook過濾不當言論時厚此薄彼,擁有大量追隨者的名人,其問題帖子大多不被刪除。

這只是《華》系列偵查報導的第一炮,星期二發表第二篇報導,稱Facebook深知Instagram對年青人有害。

這個系列應該還有其他報導,但撇除當中細節,這個系列都涉及一個中心問題:Facebook其實十分清楚,其平台會對世界造成什麼傷害。//

wsj.com/articles/facebook-file

@amokhuxley
谢谢分享。
“ 與其進行言論審查,不如交給市場解決。”
这种观点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出于人类天然的出厂设置,媒体传播的规律之一就是越血腥暴力色情的内容,越能抓住眼球。女性长期以来无法掌握生产资料,不具有购买力,因此古早的色情产物不是为女人服务的,无从谈起市场调控。为女人拍的色情片(if any)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相当近的事情了,然而仍然是小众而非主流

@ulva69

我也認爲把道德問題踢給市場,通常也解決不了什麼

不過我對 女性向色情作品的現況 了解不深
所以不肯定文章的論點是不是還適用

@amokhuxley @cypless 可是我覺得在台灣衝國會根部沒什麽好震撼的。不僅人民衝,合法的民意代表都衝。這到底是民主的穩定還是不穩定 :aru_0080:

@L_Akira 可能可以用議題區分吧,例如K●T曾因為不服選舉結果而上街 @amokhuxley

@cypless @L_Akira

噉例如 反服貿一役 算是 爭取民主程序還是擾亂?

我依稀記得最初係反黑箱作業嘅
噉可以理解爲對民主程序嘅捍衛
但係佔領立法院亦都肯定會干擾到日常運作 :ikeasama074:

@amokhuxley @cypless 我不認同干擾到政府正常運作就叫破壞民主。如果政府失信於民那正常運作的後果就是打壓人民。

破壞民主應該是干擾政府和人民的互信機制。這就很複雜了。如果一個議題雙方的支持度在伯仲之間,就很容易產生衝突。但如果什麽議題都要絕對多數就會出現現在的修憲困境。只要勸大多數人不投票就可以了。

@L_Akira 我同意 破壞民主應該是干擾政府和人民的互信機制
那你認為應該限制干擾政府和人民的互信機制的言論嗎(回到情境題
@amokhuxley

@cypless @amokhuxley 我的立場一直是支持保護最大程度的言論自由和認爲用戶數據只屬於用戶個人的。所以韓粉五毛或任何要顛覆政府的言論都是不可以被刪除的。如果刪除這些言論實際上就是對未實施的行爲進行審判,我不認同這種做法。而且在法庭上我們都會有辯護律師,在科技公司面前一般用戶幾乎沒有申訴的管道。所以科技公司沒有審查一般用戶的權利。

對於一般的辱駡用戶完全可以自己拉黑,但是到傳播隱私影片、非法活動的公開召集這已經是進行中的犯罪行爲了,當然可以刪除。

至於假新聞,標注就可以了。内容農場的文應該是以spam或從事詐騙的性質去處理而不是假新聞。spam行爲可以被刪除。

@amokhuxley 我只说一句:厌女的人也会支持你的言论自由不开放观点,比如来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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